對陳鋕銘檢察官回覆如下：
「首先，律師的角色通常是受委託以後才有，因此是當事人一方的代表。不過維權律師在集會遊行現場，並無受委託，那麼他們是以什麼身份介入群眾和警察之間？未受委託的律師是否可以扮演公益團體，作政府機關與民眾之間的法律公道人？他們是當事人的一方嗎？如果是當事人的一方，其與非法集會遊行的群眾沿途隨行，是否應與群眾受同等待遇？如果不是，為何有與指揮官的對話權？如果不是當事人的一方，而是中立協調者，除了監督警方濫權外，是否對於群眾的違法行為有說服勸導的義務？」
一、律師業務態樣眾多，並非受當事人委任後方能開始
按律師法第一條：「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律師更為在野法曹，維護正義對律師來說，更是像呼吸一般自然。而不知道陳檢察官是否還記得318、324時，對周倪安委員施加暴力之警察，及至今仍在協尋的暴警，縱有警察編號，警政署竟更可以表示並無可對應此警察編號之員警，對如此荒唐的行為檢察官是否有辦法解釋？
而對於在場隨行的律師，於執行業務時大部分的時候，對立的通常是警察，此部分從太陽花及各種抗爭運動即知，更遑論2017年12月31日大觀自救會亦遭到警察並為說明任何理由逮捕到警察局，才在查法條到底是以哪條法條逮捕。但並非代表律師到現場及對警察權益沒有保障，如有民眾毆打警察，律師絕對會依法逮捕並解送相關機關、又或是當基層警察對於長官不合理的命令時想抗命，但不清楚法是否可以抗命，律師也可以隨時提供法律諮詢服務等。
二、著法袍係為供身份辨識，以即時提供在場「所有人」法律協助
「有趣的一點是維權律師穿律師法袍到現場的作法。法袍是在法庭中穿的，法官及檢察官通常都不會將法袍穿到法庭外，某些律師為了突顯個案訴訟的意義，在庭前或庭後，於法庭外穿法袍發言照相，也無可厚非，但維權律師為了彰顯其法治代表的身份，將律師法袍穿到街頭上使用，這在律師倫理上是什麼意義？我們想到紅十字、無國界醫師團體等人道組織的醫護人員，也會穿白袍並有特定標章顯示其身份，目的在突顯他們與雙方衝突無關，只在人道救護，保護醫護人員避免被流彈所傷，同時能順利執行救助傷患的目的。維權律師或可比擬這種身份。但這種身份的前提是他們與衝突無關，不管那一方，都有人道救護義務，所以受國際公約所保護，要求交戰衝突的武力不能攻擊他們，但維權律師則是顯然站在遊行抗議者的一邊，那要什麼樣的舉措，才能讓國家警察對之特別對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