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女性權利部亞洲女性權利高級研究員巴爾（Heather Barr）在推特表示：「致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聯合國秘書長），我在阿富汗為聯合國工作了4年，我的（電子郵件）收件匣裡都是我在聯合國共事過的阿富汗人寄來的信，他們拼命懇求我幫助逃離，請告訴我應該把他們轉介給誰。」
促進西方宣導價值的本地組織成員更沒希望逃離
對於那些促進西方倡導的價值觀（例如民主與婦女權益）之阿富汗本地組織工作人員而言，逃離阿富汗的機會就更小了，他們沒有外國組織為他們的簽證擔保，阿富汗獨立組織「人權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ssion）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20多年來，阿富汗「人權委員會」帶頭對抗神學士及阿富汗政府的暴行，其中一些工作人員付出了終極代價，近年該組織一些運動人士遭到激進分子暗殺喪生。
「人權委員會」負責人阿克巴爾（Shaharzad Akbar）說，目前該組織沒有任何人從喀布爾撤離，其中一些人獲得搭機的機會並試圖到達機場，有些人試了2次都沒成功到達機場，包括老年人與身心障礙者。阿克巴爾說：「我身心交瘁，這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阿克巴爾透露他們現在處於恐懼平衡狀態：害怕留下，也害怕試圖離開的後果。她說：「現在當同事有航班可搭，我就必須說服他們去機場。他們已經嘗試過一、兩次，但都失敗了，所以他們害怕再去。」
她說隨著神學士加強對喀布爾的控制，前往機場的道路只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女戶長及獨自旅行的女性受到越來越多的騷擾」。
對於喀布爾的阿富汗人來說，西方可能與神學士達成協議，讓他們得以撤離，但對於那些喀布爾以外的阿富汗人而言，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希望逃離阿富汗。
一位英國文化協會的前教育工作者來自阿富汗另一座大城市，他在寄給同事的一封信裡寫道：「我的處境比以前糟糕多了，因為現在我躲在一個更深更窄的地下洞穴裡，而且裡面缺氧。我不能帶妻子去看醫生，我不能和孩子待在一起，因為我很自私，我想救自己的命，不讓自己被神學士殺掉。我媽媽整天都在洞口附近喊著『兒子，你還好嗎？』，她會扔瓶裝的水給我喝。晚上我會從洞穴裡出來，如果我們聽到敲門聲，我就會盡快下到洞穴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