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辯論被後人冠為「左右世紀之辯」、「世代之爭」。但是，儘管三島與學生們的辯論有其「左右對決」、「新舊對抗」的元素，其特徵卻遠遠不只如此，雙方立場更是在某些方面，意外地有其共同性。
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助理教授許仁碩曾在演講「日本左右翼運動中的暴力與解放：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中分析，雙方其實都並不反對「暴力」，像東大全共鬪會直面對抗警方，而三島與「盾之會」也參與自衛隊訓練、操習劍道強身訓練——在紀錄片中，三島就很直接地承認，他反對不設前提的反對暴力，並對在特定條件下採取法外暴力行為抱持開放性思考。許仁碩更提及，雙方都有「解放」的渴望，只是東大全共鬪想要「作為殖民者、帝國大學生的自我解放」，三島則是想「從美國支配下解放真正的日本」。在前者眼中，日本是美國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世界的鷹犬，而對後者來說，日本老右派們向美國拜服稱臣，根本是自喪日本主體性及文化的行為，儘管根本出發點不同，但兩者都渴望自美國束縛中解脫。對日本依附美國的這種全民不滿，紀錄片詳細展開其歷史脈絡——這是1960年「安保鬥爭」運動的延續。當年也是各種各樣意識形態的學生、勞工團體、民眾集結，一同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簽訂，一同表達他們反戰、反體制的訴求。
然而隨著運動的進行，內部各自的立場裂痕也日益擴大，不只是派系不斷增生分家，運動內新左翼激進份子的暴力事件也慢慢進入公眾眼界。進入70年代後，新左翼激進份子在海內外進行的劫機、無差別掃射等恐怖攻擊事件，讓民眾對運動觀感持續惡化，其中1972年發生的「淺間山莊事件」即是讓新左翼及學生運動形象自高峰跌落谷底的關鍵性事件。當時擁槍械自重的赤軍潛入山莊、挾持人質，其後造成攻堅的警方數名死傷，讓電視機前直播收看的許多日本民眾感到驚駭、恐懼，而赤軍也曾在內部整風過程中處死十二名同志，消息曝光亦引發日本輿論譁然。「淺間山莊事件」以及這些陸續傳出的其他事件，重挫了社會運動在日本的聲譽，被人怪罪為造成後來日本對抗爭活動、上街遊行反感、冷漠的重要原因，其帶來的沉重歷史枷鎖，至今仍未能完全解開。
台日脈絡難以忽視的差異
二戰之後，日本人對美國這種矛盾的情感，與台灣威權時期的蔣家父子所經歷，也有些許重疊。我們在歷史學者林孝庭的兩本著作《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裡可以看到：蔣介石不滿被美國制肘行動，蔣經國則憤恨於美國對中華民國台灣政府的不信任及干預，不過政府層面的對美不滿並不涉左翼思潮。相對而言，戒嚴時期的黨外運動則有其左翼分流。但在對岸共黨政權對台持續性的敵意下，「左翼」、「反美」始終難以壯大，成為日益尷尬、敏感的存在；反而台灣民族主義中的民族自立元素是源源不斷有火花補充。當今台灣的主流歷史觀中，對美國的認知是，美國在戒嚴時期呼籲民主化及保障人權、支持台灣民主運動，在如今則給台灣提供軍事安全協助，是台灣仰仗的全球霸權大國。台灣並沒有像其他冷戰時期的右翼威權國家一樣，在民主化後開始擺脫束縛，思索美國可能「有」或是「沒有」在戰後國際格局、協助威權政權維繫統治上負有責任。因此，在看紀錄片時，當片中一位學者表示三島與全共鬪共同抱持「反美愛國」立場，或許這是曾經吸引過許多日本知識界人士的共識，而在台灣所處的歷史語境裡，卻難免感到，這種立場異數及離地般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