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種病毒為世界抗疫設定了更嚴峻的遊戲規則：充足疫苗雖不足以立即終結全球疫情，對抑制傳播、防止醫療崩潰與維繫生命而言，卻變得更加急迫與不可或缺。沒有疫苗的保護下，delta造成如五月的印度與今日印尼的慘絕人寰情景。七月中起，印尼每日新增案例四萬多，約兩千例死亡，數字恐怕都低估。相比之下，在疫苗過多的以色列，大流行帶來的是生活不便，而在沒有疫苗的地方，則是地獄。
世界不平等因疫苗的發明變得更加赤裸，人口僅佔世界13%的七大工業國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他們採購囤積了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疫苗。而其他落後國家，如有13.4億人口的非洲，只有1.8％的接種率。疫苗成為特權，窮國有錢也買不到，只能仰賴施捨與捐贈。
疫苗民族主義，還是疫苗國際主義
事實上，我們並不真的知道病毒要將我們帶入什麼樣的「未來」，因而感到恐懼。在恐懼裡，我們有兩個選擇：封閉，還是開放？義大利政治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在疫情中思考「恐懼」，他認為，恐懼只有一個解方，即是向未知的世界「開放」，這不表示要將自己的身體暴露於危險之中，而是種生命態度。
開放，對我來說，就是在未知與變動中學習。上一門疫情「民主課」，這是自6月開始，我給自己的要求。這門「課」從一篇文章開始。
師長好友丁乃非在Line上傳來一篇六月十七日刊登於《衛報》上的投書〈疫苗民族主義正殺死我們，我們需要疫苗國際主義〉（“Vaccine nationalism is killing us. We need an internationalist approach”）當時，台灣已因病毒突破邊境防線，進入三級警戒一個月，社會驚覺我們沒有「超前部署」也沒有足夠的疫苗，蔡英文總統一句「七月有國產」引發社會喧囂。而身在印度的我，剛經歷慘烈的第二波，都市裡空地露天砍樹焚屍，恆河上漂浮著無柴可燒而被放流的亡者，人人都有至親好友染疫死亡，巨大的失去使人麻木，麻木使人悲哀。我的心情跟著台灣確診與死亡人數與網路上的辯論起起伏伏，憤慨著不知該如何看待「高端」，困惑究竟中國如何阻攔，也對各類論辯的荒謬對立感到惱怒。
正是這篇文章，讓焦躁的我瞬間安靜了下來。我為之前數週身陷的激越爭辯感到慚愧。這篇文章說得對，「疫苗民族主義正在殺死我們」。它告訴了我，該如何立身，朝向比民族主義更開闊處開放。
我把這篇文章傳給許多台灣朋友，介紹這裡的觀念：把疫苗當作國防外交的民族主義是錯的，疫苗公共化才是我們該做的事。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這有可能嗎？」「是不是太理想化了？」我一方面很想證明，疫苗公共化並非不切實際，有它具體可行的路徑，但另一方面，我更想說的是：這是，對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