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復一日，傾聽罹難者的故事、與越來越多家屬見面，范伯格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他開始理解坐在他對面的人的痛苦──服務生的家庭、證券交易員的家屬、被墜樓者壓死的消防員、被困在電梯裡身體85％被灼傷的男子。燒傷患者帶著一群醫生出現在范伯格的辦公室。「全燒焦了，沒有眉毛，也沒有頭髮，身上貼著人造皮，」他回憶道。
「這是一件殘酷、冷漠的事情。任何認為敞開國庫就能讓九一一家庭重獲幸福的人，都誤解了這個計劃正在發生的狀況，」范伯格在2003年告訴美國廣播公司（ABC），「如果可以，沒有一個我遇到的家庭成員不願意退還支票，換取所愛之人重獲生命。『幸福』永遠與這個算式無關。」
范伯格的內心充滿煎熬，「我在私下裡哭，從來沒有在家人面前哭過。然後一夜沒睡，思考著我們能用這個算式做什麼？這個人呢？那麼他們呢？這些過程讓人衰弱。」但他深知這筆錢對仍存活的人來說，絕對是有幫助的，他認為自己該堅守的職責是，以專業身分讓這些受害者知道，金錢無法撫慰傷痛，但賠款是在美國體制下最具體的方式了，若不接受，很可能錯過應得的金錢撫卹。
沃爾夫也注意到范伯格的改變，他的同理心讓他更願意給予超出公式結果以外的金額。最終，大部分與他接觸的九一一家庭改變了看法，受害者賠償基金會在將近3年內向5562人分發了超過70億美元（約新臺幣1939億元）賠償，飛航公司只面臨了73起訴訟，和解率高達97％。
在完成九一一賠款的艱難任務後，范伯格的律師事務所成為索賠訴訟的首選，經手過大型槍擊案、2010年英國石油公司（BP）石油洩漏事件、神職人員性虐待事件。范伯格不再需要主動尋找這些悲劇，受害者會找上他，「看到頭版新聞之後，我們就知道會接到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