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默默無聞的轉變是很重要的：這代表了藝術家進入了社會資本網絡的時刻。文化資本則是某種履歷。人會想要爬上越來越好的位置，以便能夠展現在履歷上，而這後來會讓個人在某個特定領域有一連串可運作的關係。當個人取得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本，通常漸漸地就可以更輕易地進入某個領域中更多的基礎結構。當然，這是一種「套套邏輯（tautology）」。在正當化的不同載體（如博物館、火紅的雜誌、外百老匯的戲劇等）之間移動，強化社會資本累積的基本假設。因為與「酷」機構有了連結，藝術家也就變「酷」了。這種透過文化資本來追求社會資本的正當化方式，公認是想要擁有成功藝術生涯的先決條件。
同時該說明的是，社會資本並不是只跟有野心和有前途的人有關。若真要區分的話，對於工作機會極為有限的文化工作者和行動主義者來說，社會資本可能更形珍貴。對於藝術和政治的「飄零族（不穩定無產階級）（precariat）」來說，每一次的對話都是一次可能的交易，每一次的互動都是一次機會。若想維持生計來支付房租和在餐桌上有食物吃，就會激發行動。
話雖如此，若是上述說法讓你深感是個乏味沮喪、名利至上的例子，那是因為某個程度而言就是如此。不過，如果我們把這個個人現象倍乘並放諸四海，就可以發現與文化生產相關的龐大全球動態。當全球各地的文化製造者拚了命想要獲得社會資本，以便能夠操縱權力，我們理解到正是這些過程影響了一個龐大基礎結構的發展。
然而，即使我們認知到這樣的事態在基本上無法避免，但對於解讀任何資訊可能表明的權力動態，我們也變得愈加老練。我們因此不禁對於特定的慣用語─攀上的關係、上過的學校、擁護的利益─都比以往更加敏感，我們甚至會試圖利用那些慣用語！因此，拓展人脈不只是一種管道來認識風趣或有用的人，更是一種方法來評估個人於權力之中的位置─以及個人在其中的流動性。
這些到底跟藝術行動主義和激進政治有何關聯？我們談到社會資本時，我們其實在說的是一套全球關係。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邏輯是陰險的，可是幾乎所有人（包括了社會運動行動主義者和政治藝術家在內）都已經不由自主地捲入其中，更被迫使它永久持續下去。這是造成人們彼此競爭的邪惡動態關係，且會澈底地壓制和破壞激進政治（畢竟，這2個系統最仰賴的就是信任和社會凝聚力），其影響是連「反情報計畫（COINTELPRO， 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也望塵莫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