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八七年初夏某個夜晚，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吉朋坐在他位於洛桑的避暑房子裡。他遠離塵囂，隱居此屋，以完成他論羅馬帝國的皇皇六大冊的最後一冊。這套巨著論及二十五個王朝的一百七十個皇帝，從西元前四四年三月十五日尤利烏斯．凱撒遇刺身亡到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君士坦丁十一世抵禦突厥人進攻時陣亡，前後長達一千五百年，涵蓋歐亞非三洲。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吉朋對帝國與皇帝的瞭解都是其他學者所不能及。
在這項為期十五年的著書工程接近尾聲時，隨著他的注意力從地中海地區的諸帝國，轉移到新誕生於大西洋彼岸且注定要承接羅馬帝國大業的美國身上，他開始關注未來，而且對未來的關注之情，絲毫不下於他對過去的關注。吉朋對權力與宗教的關係常遭誤用一事很感興趣，於是對美國就宗教在社會、公共生活、政治裡的地位所展開的激烈辯論，一直密切關注其發展。他就讀過牛津大學，而這些年輕的美國反英人士，有一些也在牛津求過學。他清楚他們的理想有多激進，清楚那些理想的體現有多困難。哲學家有時費心思考宗教自由的理想，但沒人知道如何打造一個體現該理想的社會，或打造一個制訂法律來促成宗教寬容的社會。以湯瑪斯．傑佛遜為首的美國人選擇讓公民擁有徹底的宗教自由和完全的政教分離。
在歐陸所受的教育和國會議員的經歷，讓吉朋對權力與宗教的錯綜複雜關係有了深入的瞭解。他從知性和心靈的角度探索世上諸多宗教，他的人生走過天主教徒、新教徒、自然神論者的不同階段。在探討羅馬帝國和歐洲根基的歷史巨著中，他仔細探察了宗教趨勢與宗教迫害的消長，覺得其中沒多少可取之處。經過一輩子的鑽研，他推斷在政治和上帝這方面，有個統治者凌駕其他所有統治者：成吉思汗。
更早年，吉朋撰寫他那部歷史大作的頭幾冊時，流露了他對匈人、突厥人、蒙古人的偏見，極度反感於他們的殘暴，表露了對這些民族之領袖（包括匈人阿提拉和成吉思汗）的些許輕蔑。但隨著年紀更長，學養成熟，他在這些所謂的野蠻人身上，比在文明開化的歐洲統治者身上，看到更多可取之處。他寫道，羅馬皇帝滿腔「熱情但無德」，斥責他們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無領導人風範。他指摘羅馬人的殘暴無度，說他們先是迫害基督徒，然後自己成為基督徒，轉而迫害其他所有宗教的教徒。
潛心探究過西方史之後，吉朋認定歐洲在宗教自由的確立上提不出足堪效法的典範。在論羅馬人的最後一冊裡，他大膽斷言，「成吉思汗的宗教最值得我們讚嘆」。吉朋解釋道，在蒙古人的營地裡，不同宗教「自由且和諧」的並存。只要它們遵守大札撒（Ikh Yasa），即「大法」，成吉思汗即尊重「最水火不容之諸教派的先知和教主」的權利。相對的，歐洲的歷史往往受到宗教狂熱份子左右，那些人「以殘酷行徑捍衛一派胡言」，「可能驚訝於一位野蠻人所立下的榜樣──比哲學教訓先著一鞭，透過他的法律建立一套講究純粹有神論和完全寬容異己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