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薇婷（文學文化評論人，現任教於香港大專院校。與詞人王樂儀創辦香港文化網台「潮野」。）
「當一個城市連一個演唱會也再也容不下，作為歌手更要放聲唱、高聲唱。」這是香港音樂人何韻詩的宣言。她在遭受政治壓力威脅，以及演出場地反覆被取消的境況之下，堅持以網上直播的方式舉行演唱會：「衷心感謝各位力撐，場地沒了，舞台仍在」。
9月12日晚上8時至深夜，演出進行，無數聽眾、歌迷與支持者湧進了在線串流平台。
在談談這次演唱會的文化意義前，我想先解說流行文化於香港（特別是眼下）的複雜意義。與中國內地一波整頓藝人、整頓背後資本流通，順道打擊娘炮及追星文化的高調施壓相互對照下，香港政府突然追究過往高調發聲支持社會運動的明星，令所謂主流娛樂圈頓時和時局息息相關。何韻詩演唱會，從準備階段的阻力，到表演場地風波，再到決定以直播模式在網路繼續舉行，都令這次演唱會成為文化文本，供予各種解讀的可能。
有人或提倡不應施加政治解讀於娛樂，以及明星本身。這種說法或多或少建基於研究流行文化的基本方法論：娛樂工業（包括電影、音樂等）背後有資本議題，工業系統中的文化產物受資本所限制，往往不宜忽略資本，而過度解讀其意義。這種研究方法自是有其理由：早年的娛樂工業受資本所限，面對明星形象的建立、樂曲生產的公式、以及各種工業之間的協作（例如早年香港電影與音樂工業的合作），研究者雖然肯定工業中音樂工作者和創作者的能動性，也不僅把觀眾當作被文化工業控制的「愚眾」，但對流行文化現象背後的資本運作，必須心存警戒。
但逐漸地，媒體轉型，流行文化不再被局限於細小的電視框中，轉而向串流影音和網路世界，創作者與觀眾都走進更加碎片、分眾的年代，再也難有主導一切潮流的所謂主流文化，娛樂的含義也更加多元。
再來是何韻詩這個人。把何韻詩放在上述關於流行文化的說法裡，也很有趣。
何韻詩先是音樂工業內的人，後來脫離音樂公司，2015年成立Goomusic轉型為獨立歌手。當時，何韻詩已經參與不少的社會運動，成為香港的 Queer icon。回想身處音樂工業時期的何韻詩，因為與黃偉文多有合作，也漸漸爭取到許多展演自己性別身份和社會身份的計劃：包括她演唱多首同志議題歌曲，以及她令人難以忘懷的社會議題概念大碟 Ten Days in the Madhouse 和參與紀錄片《十日談》——我們不難看見香港音樂作為工業的一份子，同時有保存個體、對抗機制的可能性。
然而，何韻詩的「離經叛道」之所以令更多人關注，並不見得來自上述音樂計劃的自我表達，而是來自她所遭遇的審查與打壓。演唱會先被取消場地租約，再經「秘密安排」轉成串流直播，明顯是政治結果，無怪聽眾會覺得舞台中的她有種悲壯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