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創建了廣東通志館，委任著名學者溫丹銘為主任，溫老先生隨即舉薦饒宗頤，將這位年僅18歲、初中肄業的才俊破格聘入館中，專職藝文纂修。
當時中大廣東通志館的藏書量位列全國第二，那段時間，饒宗頤幾乎將館裡收藏的所有地方誌都看過，這段編纂地方誌的經歷，對於他後來學問多面開花起到基礎性的影響，後來他編寫的《廣東易學考》，就直接得益于此時豐富的地方誌藏書資料。
福地香港─季羨林關牛棚，錢鍾書進幹校，他的學思遊蹤遍世界
1938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的舉薦下，饒宗頤被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當時廣州已為日軍佔領，中山大學被迫遷往雲南澄江。饒宗頤決心繞道香港前往雲南，不料途中染上瘧疾，滯留香港。
饒宗頤後來常說留在香港是他命中的緣分，因為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場大病，他的命運從此發生轉折。
王雲五是著名出版家，曾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他發明了一套四角號碼，用來查甲骨經文，後又想在此基礎上編一本八角號碼的《中山大辭典》，年輕有為的饒宗頤成了他的助手，説明做一些圖書記錄工作，這也使饒宗頤第一次接觸到許多經文的甲骨書，從此開始對古文字產生興趣，並研讀大量的經史子集。
葉恭綽是有名的書畫家與收藏家，曾擔任過北京大學國學館館長，建國後擔任過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當時，葉恭綽正在編《全清詞鈔》，他請饒宗頤幫忙收集清詞，這段經歷讓其對詞有了更深入的瞭解，為後來的詞研究打下基礎。
1949年，這一年也成為許多知識份子的轉折年。饒宗頤在一位潮商的建議下，決定移居香港。從1952年開始，饒宗頤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16年，主講詩經、楚辭、詩賦等，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中國的學者沒有地位，直到離開港大，他仍然只是講師，沒有評上教授。
按他的話說，「因為中國人沒有權利講話，英國人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好在他對身外浮名並不看重，在學術的天地裡，自得其樂。這一時期，他對敦煌學、甲骨學用力最勤。
與大陸學者相比，身處香港的他，不僅沒有因為各種戰亂和政治運動中斷學術研究，甚至還可以接觸到海外的漢學研究。
1954年夏天，饒宗頤到東京大學講授甲骨文，同時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那裡他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京都大學有數千片來自中國的甲骨文，但當時日本學者並沒有引起重視，饒宗頤等人在羅振玉的帶領下開展研究，後來撰寫了《日本所見甲骨錄》，這在日本可謂開風氣之先。
此後，他又在法國、義大利等地，陸續尋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1959年，饒宗頤終於出版巨著《殷代貞蔔人物通考》，這部書以占卜人物為綱，將占卜的大事融會貫通，全面地展現了殷代歷史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