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老令人尊敬，是因為他一直在行使一個知道分子的「不沉默權」。
茅于軾有沉默權（或者叫不發言權）沒有？當然有，人人擁有不發言權，但如果人人不發言，那整個社會就是一個無言的社會。「路人道之以目」並不是人們在行使自己的沉默權，而是人們被迫沉默。被迫沉默，是因為暴政製造恐怖，使人們不敢發言，當統治者剝奪了人們的發言權，爭取或行使不沉默權，才是知識份子應該行使的神聖職責。
人類是因語言而存在的族類。哲人說過我思故我在，而在當代社會中，我言故我在。
知識份子作為個體，沒有任何一種法律可以令其不沉默，但作為一個群體，一個職業，卻沒有不發言權。人類社會作為語言的存在，核心在發言權。而執義仗言的職責，首先應該由知識份子來擔當，如同在戰爭之時，保家衛國的責任，首先由軍人擔當一樣，不可推卸。
近期學界關於知識份子的沉默權問題出現爭論，事情源於對錢鐘書的太太、作家楊絳逝世的追思，網路上有聲音認為楊絳不應該被尊敬，因為他們在很長的歲月裡，對無良政治保持了「沉默」。但也有文章揭示出無論是文革之時，還是八九民運過程中，錢楊夫婦都以自己的方式與專制不合作，或者以自己的方式發聲。通過爭論達致真相，這需要一個過程，人們在論爭過程中，看到更多的資訊，不同的視角使現實人物真為真實立體。
對個體的評價，反映了評論者對社會的立場、態度，也可以見出其評價標準，對知識份子群體提出不沉默權，是基於道義的責任，統治者或政府無道之時，守衛道義者，捍衛法律正義者，當然首先是知識份子群體，而不可能是其它領域的人士。如果有觀點認為，暴君太殘忍，社會狀況太惡劣，家庭情況太特殊，所以自己有保持沉默權，這顯然是把個體與群體混為一談，沒有一個人通過發聲或揮舞道義大棒，就可以驅逼一個知識人去抗爭去發言。讓人不保持沉默的，只會是手執公器的公權力，所以，通過個體或時代具體情景，來為知識份子的所謂沉默權辯護，是失當的。
譬如憲政民主社會裡，公民應該投票，但公民當然有不投票權或棄票權，這二者並無矛盾，替知識份子擁有沉默權辯護者只要思考一下，如果憲政民主社會，公民都不投票，這個制度還有存在的意義嗎？在一個不義的政治生態中，如果知識份子都保持沉默，知識份子還叫知識份子嗎？這個問題的實質是，知識份子在技術知識之上，是不是要有道義擔當。如果都沒有，或者不能形成對政權的抗衡力量，這個社會必然淪陷。如同軍人對入侵者沒的抗擊能力，國家必淪陷。
茅于軾宣導常識
這是一個不缺真理，卻缺真相的時代，這是一個不差錢，卻缺常識的時代，無數媒體人與律師們，都在追尋真相，而公共知識份子與許多網路大V們，更多的在普及常識，宣導普世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