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究竟如何刷自己的存在感？知識份子首先是知識的存在？還是道德的存在？
近來的思想界有一點小熱鬧。從楊絳去世，扯出如何評價錢鍾書夫婦生前的「默存」，再到激烈爭議知識份子是否有沉默權，其道德責任何在，這場久違的爭論似乎尚未結束，許多問題依然似是而非，混沌一片。我本來只是想做一個沉默的看客，但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研究者，我的專業本能逼迫我不得不說幾句，以試圖澄清爭論中的一些霧霾。
面對社會不義，知識份子是否有權保持沉默，他的道德責任何在？這是一個古老而永恆的問題，從永恆的原則出發答案不言而喻，知識份子的本性決定了他天生就「應該」是普遍真理的捍衛者，社會不義的批判者。然而，這種「應該」的道德責任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卻不是一個不正自明、有統一標準答案的常識，而是具有內在緊張、衝突和悲壯的實踐困境，只有置於具體的歷史語境，才能做出比較公允的評價，倘若揮舞一條天然正當的道德大棒橫掃士林，必定會誤傷賢良、連累無辜。
知識份子是否有沉默的權利？在法律上說毋庸置疑，連嫌疑犯都有保持沉默的權利，何況知識份子乎？問題僅僅在於，知識份子面對社會不義保持沉默，其在道德上是否正當？還是有德性上的虧欠？
對某個具體的人物、具體的知識份子群體，假如要做道德審判，第一條原則，必須將之置於具體的歷史語境。任何抽離歷史語境的判決，都是無效的、空洞的乃至冷酷的。
沉默作為一種法律意義上的權利，乃是指不受強制的自由意志的選擇權，它屬於天賦的、人人都擁有的、自然正當的權利。但自然正當，不等同於道德正當。法律意義上的自然權利，指的是個人的自由意志的自願性選擇。一旦意志處於不自由的狀態之下，而被迫選擇沉默，雖然這一選擇是「自覺的」，卻不是「自願的」，只能說是「不自由意志」的「不得已」選擇，其道德意義也因而變得複雜。
沉默的道德意義，有三種迥然不同的歷史語境：
第一種在自由社會，雖然有憲法和法律所切實保障的言論自由，一些公民（包括知識份子）面對社會不義，依然緘默不語，態度冷漠，不聞不問。雖然他們在法律上有此自然正當的權利，但因為是在自由意志下的選擇，在道德上無疑是有瑕疵的。尤其是所發生的不義，與自己的生活情境有密切關係，對自由人的道德要求無疑要更高，比如，政府通過了一個違背公眾利益也包括你個人利益的法令，你明知不必付什麼代價，卻不願參與公眾的抗議活動，只想不勞而獲，搭便車，這種沉默既是一種政治冷漠，也是道德上的自私，理該受到譴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