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出資者上海書局是華僑「愛國」資本，但我的實際領導人則是中共出版界的藍先生。更高級的唐先生，那時已經找不到了，據說他也被調回大陸批鬥。我把遭遇告訴藍先生，想他通過組織關係去溝通，至少讓深圳專案組知道我不是英美特務，而是在中共領導的雜誌擔任總編。但他聽到我說麗儀受審查，即不作聲。於是，我知道他或者無能為力，或者不想淌一個嫌疑人的渾水，或者相信組織多於相信他自己對我許多年的了解判斷。
我每月寄100港幣給麗儀，並到銀行去拿有她簽收的回條。從回條中知道她仍然活著，這是我們之間唯一的聯繫。
整整3個多月，每一天都像被煎熬，我勉強支撐著近乎崩潰的精神，維持雜誌按月出版。
失敗者回憶錄05：傷痛
審查者問她，你在深圳工作，怎麼配合你的特務老公，向他提供機密情報？麗儀一下子明白過來了，她說：我老公是不是特務，我不知道就相信黨吧，但我自己是不是特務，我自己是知道的。你們這樣說，我連剛才同意他是特務的話也要收回了。於是引來更大更嚴厲的折磨。
三個多月後，我收到麗儀的來信，簡單寫著：「你好久沒有回來了，收信後的星期六回家吧。」我反覆讀著這一行生命中最珍貴的字。這意味她已過關。我沒有考慮會不會還要我到原籍報戶口的事。我太想念、太渴望見到、太想知道她的現況了。回原籍這樣的事還顧得上嗎？
週六我回深圳家。這次公安局沒有叫我回原籍報到，看來荒謬的規定取消，一切又回復原樣了。
麗儀沒有說什麼話。晚上，她凝重地對我說：「如果下次再去香港，我不會回來了。」這句話，意味著她的徹底改變。
本來這是正常人都會作的選擇。但愛國愛黨的人不是正常人，他們是非常人，實際上可能是反常人。在1949年以後，絕大部分在大陸生活的人，到了香港都不會回去。更有川流不息的大陸人通過各種合法非法的方式，千方百計要到香港來。可是，麗儀自從1954年到廣州升學，後來到廣東寶安縣觀瀾教書，再從觀瀾調到深圳，十多年來幾乎每年寒暑假都獲批准來香港，而她也每次都在開學前回去。每次回去都與我依依不捨。我父親和許多朋友都說可以在香港給她找到工作，她一直拒絕，因為祖國培養她，要服從組織分配，她不想做「外流分子」沾上人生「污點」。她不是正常人。我沒有勉強她，所以我也不是正常人。
直到1966年文革開始，學校停課，接著復課鬧革命，學校成立革命委員會，然後是軍管，由不懂教育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軍人當革委會主任，即學校領導。麗儀作為物理課教師，被指派去上政治課，上唱歌跳舞的革命文藝的課。在非正常環境中，學校也沒有了寒暑假，申請去香港是想都不要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