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就連孫中山先生本人，都為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軍的日軍感到驕傲，甚至還仰賴日本友人的幫助來推動革命，那麼當年的台灣人對日本產生認同本身不是一件太奇怪的事情。所以台灣文化協會的目標有二，一是推動「本島人」與「內地人」的平等地位，此一訴求反應在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上，二則是協助祖國走向現代化，於是就有蔣渭水等人對革命的支持。
中國是血緣祖國，日本是精神祖國，如果能將兩者結合起來，對既無法擺脫日本殖民，又難以割捨中國情懷的台灣人而言無疑是最好的安排。我們不能從今天這個大日本帝國被同盟國擊敗76年後的時空環境，去批評當年願意當帝國臣民的台灣人是「漢奸」。畢竟從法律上是日本人，血統上是中國人的台灣人視角出發，統合中日兩國的大亞洲主義就是他們所信仰的民族主義。
在那個時代，主張民族主義還有華夏大一統，甚至於中日大一統都稱不上是抗日的行為。那什麼樣的行為能稱得上是抗日呢？站在台灣人的角度，主張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就是抗日。而在中國仍是弱國的情況下，最直接的抗日手段反應在推動台灣獨立建國之上。隨著台灣文化協會逐漸「向左轉」，進而為受到日本共產黨影響的左派所把持，這個組織還是難以避免的走上抗日的道路。
向左轉的文化協會
無論是日本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在20年代都是共產國際下的日本還有中國支部，而共產國際的終極目標就是瓦解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包括日本的帝國主義。於是主張朝鮮、沖繩以及台灣脫離日本獨立，便成為了日本共產黨人主要的奮鬥使命。深受日本共產黨人山川均思想洗禮的連溫卿，在1927年1月3日奪下台灣文化協會的控制權，爆發了文協內部左右兩派的分裂。
蔣渭水等「右派」人士宣告脫離台灣文化協會，另外組織走民族主義路線的台灣民眾黨，台灣文化協會則成為了共產國際的外圍組織。然而左派人士也有光譜之分，山川均屬於日本共產黨人裡的溫和派，主張與中產階級攜手合作推動日本政治的全面民主化。連溫卿受到山川均的影響，較傾向於與右派合作爭取台灣人的權益。
但是另外一位台灣文化協會的左派領袖王敏川，受到鼓吹激進主義的日共領袖福本和夫影響更大，期待能與「右傾機會主義者」來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隨後又有1928年4月15日，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即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法國租借的成立。包括謝雪紅、楊克煌、林木順與蘇新等更激進的共產主義者返回台灣，掌握住台灣文化協會的控制權。
王敏川在這些具有日共或者中共背景下的台共成員幫助下，趕走了走溫和路線的連溫卿，將台灣文化協會的目標從原本的爭取自治改為爭取獨立。因為台灣共產黨的立黨宗旨，就是成立與日本互不隸屬的台灣共和國，而台灣文化協會既然被台共掌握住了大權，就不可避免的要成為一個主張馬克思主義的台灣獨立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