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不只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同時也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100周年，這個組織過去在我們的記憶裡面是非武裝抗日的代表，其實卻比我們想的還要複雜。
事實上經過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的殘酷鎮壓之後，台灣的漢人不只放棄了武裝抗日，就連抗日兩個字都已經不再堅持。創始之初的中華民國，仍處於軍閥割據的狀態，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法理依據向日本索取台灣的主權。
權力差異，讓台灣人跑去日本抗日
如同1919年「三一運動」後的朝鮮人一樣，台灣人認知到既然爭取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不切實際，就應該要想辦法在日本殖民統治的架構下爭取台灣人的權益。換言之，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是二等公民，與被稱呼為「內地人」的日本人待遇極度不平等。雖然此刻日本本土已經進入所謂的大正民主時代，可台灣本土根據1896年頒布的《六三法》，一切大權都被牢牢掌握在總督府手中。
台灣人沒有屬於自己的議會，無法享受和「內地人」相同的民主權力。比如日本人在日本本土被懷疑犯法，被拘留在派出所裡三天內如果找不到證據，就必須要放人。可台灣人如果在台灣本土被懷疑犯法，可以拘留長達29天的時間。而且台灣嫌疑人只要一走出派出所，日本警察「大人」仍可將其重新拘捕，29天的拘留期重新起跳。
過去筆者閱讀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史的資料時，時常為一個現象感到非常困惑，那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台灣「抗日」份子潛逃日本本土，這難道不是羊入虎口嗎？原來是因為日本本土與台灣的法律差異巨大，台灣人反而在大正民主時代的日本享有比較高的權力，在台灣本島則無時無刻受到總督府壓迫所導致。換言之，所謂非武裝抗日根本就稱不上抗日。
也因為這個緣故，才有台灣首位飛行員謝文達1920年10月17日駕駛「伊藤式惠美五號」飛機在台中練兵廠上空的飛行，激發台灣人爭取平權的政治意識。謝文達的兒子謝東漢，在接受筆者採訪時表示，謝文達的那次飛行促使了台灣文化協會在一年後的誕生，但是當時的蔣渭水並沒有脫離日本統治的想法，終極目標還是爭取讓台灣人當與「內地人」平等的帝國臣民。
中日本一家
如果蔣渭水的目標，不是要爭取台灣脫離日本，那又為什麼他會多次稱呼中國為「祖國」呢？甚至在110年前辛亥革命爆發時，他還主張「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我們不能夠從抗日戰爭勝利後，尤其是今日統獨對立下的台灣視角去解讀一個世紀前台灣前輩們的思維邏輯，因為或許對他們而言，中國與日本並不是兩個有你無我，相互對立的概念。
謝東漢先生表示，台灣文化協會背後代表的台灣精神，同時涵蓋了日本與中國的民族精神。日本的民族精神背後是儒家文化，中國的民族精神背後則是以文天祥為代表的忠孝節義。所以看在他們眼中，中國與日本背後代表的仍然是系出同源的東亞文明，這與1842年東來的西方文明是不一樣的。比起法國人統治的越南人，英國人統治的印度人、緬甸人和馬來人，台灣人自認是相對幸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