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聽一位高人說，「習近平不想獨霸世界，他想的是全世界兩個標準，一個是中國，一個是中國以外」；又看到報導「北約秘書長表示，北約將大幅擴張目標範圍，將對抗中國崛起納入其中」；然後看到一篇文章提及漢朝賈誼的〈過秦論〉，於是重讀〈過秦論〉，與上述時事頗有印證之處。
〈過秦論〉一破題就坐實秦孝公有「囊括四海、併吞八荒」之心，但事實應該並非如此：當時的秦國被魏國侵凌，失去了河西地（黃河是春秋時秦晉兩國的天然界河，戰國初年魏文侯用吳起為將，攻取秦國河西之地），秦孝公招攬各國人才，商鞅去咸陽見孝公，孝公明白表示「我想要恢復秦穆公時代的國家格局」，如此而已。然而，商鞅變法是秦國強大的最主要原因，且由於「鞅死而法未敗」（司馬遷定論），秦國堅持商鞅的制度一百三十多年後，秦始皇統一天下。
在軍事武力的背後，其實有著制度的力量：秦國是戰國諸侯最先也最徹底實施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統一馬車輪距，並推行私有財產制度的國家。簡單說，當人口增加、物產增加、交易需要增加，市場單一化成為天下人的心聲，於是天下人心自然傾向實施「秦制」——除了六國君主與執政貴族，於是秦滅六國乃是必然。
〈過秦論〉接著說，六國事實上人才鼎盛、聯軍兵力強過秦國多多，可是秦國堅守函谷關，諸侯久攻不下，因此諸侯國力疲困，於是合縱解體。終於演變為各國「爭割地而賂秦」，最後被秦始皇一一收拾。
印證前述那位高手說的「中國標準」，意思跟「商鞅制度」近似，那不僅限於科技（如5G）產品標準，更包括大至民主政治的標準，也就是習近平口中的「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要求，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民主化，權力運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等」。他這是對美國拉攏盟國以民主自由為號召正面叫板，強調的是「政府的治理效能」，而那是中國相對於美國的強項，尤其在這兩年的防疫方面，歐美國家對新冠病毒確實有如〈過秦論〉所描述「逡巡遁逃而不敢進」，而中國卻是「振長策而御宇內」。
那麼，北約「擴張目標範圍將對抗中國崛起納入其中」又能不能「攻破函谷關」呢？且不說中歐距離遙遠，歐盟各國對於中國威脅的感受不強，歐盟國家對美國的提防（如CIA監聽）與反感（如鼓勵英國脫歐）以及利益衝突（如法國與澳洲潛艦合約被無預警終止），恐怕遠甚於對中國。那麼，歐美「合縱抗中」的結局會跟當年「合縱抗秦」又能如何不同？
那麼，中國贏定了嗎？
前文那篇提及〈過秦論〉的文章，主題是反思「懷仁堂事件」（逮捕四人幫行動），作者以〈過秦論〉提醒中共現今執政當局，用意明顯：一旦人心反轉，結局是「一夫作難而七廟隳」（指陳勝揭竿起義），而人心反轉的原因在「仁義不施」。
這樣說吧，拜登努力的拉起抗中聯合陣線，其實底氣不足，而中國則「我自一口真氣足」我行我素。然而，習近平的諸般大動作改革，雖然有「中國特色的民主」為外包裝，但是限制人民行為的規定，一旦超過人性的容忍度，人心就會如秦朝那樣反轉。
勝利往往是敗局的開始，戒慎啊！
＊作者為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