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落實氣候正義，不能把所有重擔留給下一代。以英國為例，早在2008年通過《氣候變遷法》，2019年將2050淨零排放目標入法，該法有明確的減碳目標，以5年為一期，滾動檢討，同時設立獨立的「氣候變遷委員會」定期提出報告，該法案創造一個目標設定、定期報告、國會監督的模式，讓產業鏈各個利害關係人有目標可以依循。英國於2013年開徵碳稅，鼓勵低碳相關創新與產品，在能源轉型過程中，發揮重要的推力。
再看德國，聯邦政府去年底提出氣候法案，明定2030年減碳55%，卻遭聯邦憲法法院判決部分內容違憲，理由是該法只訂定2030年的減碳目標，至於2031年以後的目標，完全沒有著墨，將使未來世代的自由權利高度暴露於危險中。因此，德國聯邦政府迅速提出新版《氣候保護法》，不僅把2030年減碳目標提高為65%，同時把「氣候中和」的時間表由原先2050年提前至2045年。
反觀環保署提出的《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明定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但是對未來10年或20年的減碳目標與路徑，完全未著墨；該草案雖強調，要兼顧環境、經濟與社會正義，卻沒有提出具體減碳目標與方案，有如一張空頭支票。
對於減碳這回事，台灣從來不積極；台灣與英國、德國相比，各種條件也相差甚遠；究竟要不要朝零碳經濟轉型，是基於台灣自己的需要。在國際減碳壓力下，工總也同意課徵碳費。蔡政府既然喊出2050要達到淨零排放的目標，就該準備胡蘿蔔與棍子，提供經濟誘因，同時實施碳定價，輔導企業朝向零碳經濟，不要淪為空頭支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