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九國會議》簽署後，孫中山先是走上《聯俄容共》的路線，向美國未來的敵人蘇聯靠攏。接著他又在1924年11月28日訪問日本時，提出「大亞洲主義」，提倡黃種人團結起來反抗英美「帝國主義」。上述的理由，或許有部分確實是孫中山反對《九國公約》的原因，但卻不是他反對《九國公約》的所有原因。
事實上孫中山在華盛頓會議召開前，曾經向美方提出讓他領導的廣州國民政府派出代表與會，而不是像1919年巴黎和會那樣，只能派人跟著北洋政府一起出席。不過美國堅守只與一個中國中央政府打交道的原則，拒絕同時有兩個中國代表團與會，孫中山只能放棄派遣伍朝樞參加華盛頓會議的想法。美國對北洋政府的承認，或許才是孫中山先生否定《九國公約》的真實原因。
從這裡我們也不難看出，最早提出「一個中國」概念的，並不是當時才成立不到5個月的中國共產黨，也不是剛改組2年的中國國民黨，而是美利堅合眾國。《九國公約》的2大目標，分別是維持中國的主權獨立以及確保中國的領土完整。這也是為什麼當「九一八事變」爆發時，美國政府以「不承認主義」來回應日本併吞東北，扶持傀儡國家滿洲國的侵略行為。
何以蔣中正擁抱《九國公約》？
然而在孫中山去世後，領導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以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的蔣中正對《九國公約》卻一改過去反對的態度轉為擁抱。此一態度的轉變，反應在蔣中正對北洋政府的外交功臣顧維鈞的態度上。顧維鈞因為在華盛頓會議上立下大功，成為中國知識份子心中的民族英雄，先後當上外交總長、財務總長以及國務總理，等於成了北洋政府最高階的文職領袖。
所以在北伐成功之初，顧維鈞一度遭受國民政府通緝，只能夠避居加拿大。然而蔣中正還是透過顧維鈞昔日的幕後大老闆，奉系軍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的幫助，將顧維鈞從加拿大聘請回來，繼續為中華民國的外交出力。《九國公約》正是顧維鈞留給中華民國的資產，蔣中正把顧維鈞迎回中國的決定，象徵著國民政府走上北洋政府的外交路線，從華盛頓體系的反抗者轉化為擁護者。
原本支援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蘇聯，則取代了英美成為國民政府「革命外交」的首要對象，接著在「九一八事變」後又增加了一個新目標日本。正如蔣中正在1933年6月20日所言：「倭寇赤俄英美三者，倭寇仇我而懼我，赤俄恨我而伺我，英美則欲我為之利用以抵倭俄，但無土地之野心。以大體論英美可為與國當以義結之，惟對仇敵則但有自強而已。」
正如中共去年上映的電影《八佰》所演，蔣中正之所以在1937年8月13日主動挑起淞滬抗戰，目標也是為了要吸引《九國公約》的簽字國，尤其是美國出面干預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不過1937年的美國，尚未完全走出經濟大蕭條的陰霾，國內輿情雖然同情中國，但是孤立主義的傾向還是占了上風，使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難以強硬姿態譴責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