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場危機前夕的一項關鍵模式，就是金融機構經理人的過度涉險行為。他們藉此賺取薪酬，但這樣的行為並不合乎銀行股東的利益。這種經理人與股東的利益分歧，正是委託代理模型的核心重點。這類模型探討的情境，就是「委託人」（管制者、選民，或者股東）試圖控制「代理人」（受到管制的企業、人民選出的政府，或者執行長）的行為，但後者對於經濟環境所擁有的資訊卻比前者多。由此產生的困難與欠缺效率應該不會讓經濟學家感到意外。另一項誘因扭曲主要在於評估房貸證券的信用評等機構。付錢給這些評等機構的金融機構，正是那些受評等產品的發行者。評等機構會產生誘因，而依據付費者的要求打造評等內容，應該是連大學經濟系一年級學生都可以清楚看出的現象。
資產價格崩跌造成的整體經濟後果，自從一九八○年代初期以來發生於開發中國家的一波金融危機之後，對於經濟學家而言也已經相當熟悉。任何人只要研究過這些事件，就不該會對美國與歐洲的房產與營造業的私人債務增加現象不當一回事。去槓桿化行為後來在整個經濟當中迴盪不已，隨著銀行、企業與家庭全都同時想要減少債務並且增加資產而放大其影響，也不禁令人聯想到先前的那些金融危機。
明顯可見，經濟學家不乏能夠用來理解當下狀況的模型。實際上，這場危機開始發生之後，我們剛剛檢視過的那些模型即是理解許多現象不可或缺的要素，例如中國建立高額外匯儲備的決策如何終究會促使加州的一家房貸放款機構從事過度涉險行為。此一過程當中的所有步驟都能夠由既有的框架解釋，諸如美元資產的需求上升會造成利率下跌、欠缺監管的金融機構具有尋求風險更高的工具以維持利潤的誘因、透過短期借貸擴張投資組合所造成的金融脆弱性、股東無力約束銀行執行長，以及房產價格的泡沫。不過，經濟學家過度信任某些模型而犧牲了其他模型，這可是一大問題。
許多受到偏好的模型都以「效率市場假說」為中心。這項假說由芝加哥大學金融學教授法瑪（Eugene Fama）提出。說來有些尷尬，他後來竟與席勒在同一年獲得諾貝爾獎。簡單來說，這項假說認為市場價格反映了交易者能夠取得的所有資訊。對於個別投資人而言，效率市場假說表示他們如果無法獲得內部資訊，就不可能反覆擊敗市場。對於中央銀行與金融管理單位而言，效率市場假說則是告誡它們不要試圖影響市場朝特定方向發展。由於所有相關資訊都已包含在市場價格裡，因此任何干預手段都比較有可能會對市場造成扭曲，而不是修正。
效率市場假說沒有暗示觀察者可以預見金融危機。實際上，由於這項假說主張資產價格的改變無可預測，因此隱含的意義恰恰相反：亦即金融危機不可能受到預測。儘管如此，資產價格持續上漲之後緊接著驟然崩跌的事實，實在不符合這個模型的主張。如果要在不揚棄效率市場假說的情況下解釋此一事實，我們就必須相信造成金融崩潰的原因是當時大量出現有關經濟前景的「壞消息」，於是市場就立刻將這些消息納入了價格當中。（法瑪本身在二○一三年提出的說法就差不多是這樣。）**這項結論反轉了一般接受的因果方向，也就是由金融危機造成經濟大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