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病房外才是有病的,虛構反映的才是真實

2021-12-12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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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港前訪問一家精神病院,裡頭的病人問他為什麼把香港交給一個極權國家前,沒有問問香港人的意見。圖為1997年6月30日告別香港晚會,由查理斯王子和末代港督彭定康親自主持。(林瑞慶攝)

彭定康港前訪問一家精神病院,裡頭的病人問他為什麼把香港交給一個極權國家前,沒有問問香港人的意見。圖為1997年6月30日告別香港晚會,由查理斯王子和末代港督彭定康親自主持。(林瑞慶攝)

慢慢我們的通信就涉及個人的理想、胸懷、情操,談思想、哲理、社會,類似幼稚版的魯迅的《兩地書》。

失敗者回憶錄41:情書──最早的寫作

1955年開始,是香港上海書局出版書籍最蓬勃的時期,主要是因應新、馬、印(印尼)的華文讀者需求。由於這些地區對中國紅色政權的防範,對中國出版物嚴格限制,以提供華文讀物為主的上海書局就要開拓書籍來源。上海書局總局在新加坡,在馬來亞和印尼都有分局,香港分局就要負擔將大陸出版物改頭換面提供給南洋的任務。在香港的約稿和審稿,由編輯趙克和吳藹凡負責。我在編輯部起先負責收集中國的出版物,其後升任助編和編輯,主要工作就是將中國的出版物重新編輯在香港用繁體字出版。那幾年,我編選過中國歷代詩歌、散文、小說等大部頭的選集,也編選過現代中國文學作品、西方的作家與作品集等等。因這工作,我大量閱讀中外文學作品,最令我沉醉的是中國古代詩詞,和俄國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小說。這些閱讀,固然給我扎下一些文化根底,也在思想上萌生了現實主義、人道主義的精神。在後來的極左思潮冲刷下,我的文學閱讀根底自自然然在思想上產生對極左的抗體,沒有完全喪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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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繼續閱讀,主要閱讀中國出版的許多人文雜誌,包括《人民文學》《文藝報》《文學評論》《哲學研究》《歷史研究》等刊物。不能說不受中共的文化導向所影響,但在毛澤東於1956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時,「引蛇出洞」確實引出了許多真正想要通過寫作去為政治、為社會除污滌垢的作家,發表不少「干預生活」的作品。我讀到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及續篇,和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極感震撼,讀到一些歷史、哲學的非馬列的文章,也引發思考。我當時感到有這樣離開主流意識的批判作品和文章出現,新中國充滿希望。到1957年反右運動發生,我嚮往的作家、文化人被打成右派,我顿感失落,但愛國觀念令我為中共政權找藉口,覺得也許為了鞏固政權,防止思想動亂,真的需要這樣。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是我密切接觸中國文化和思潮動向的時期,幾乎每天都陷入思考。另外,從55年初開始,與麗儀頻密通信,這也可以說是我最早的寫作。

開始寫的信,不是情書,只是講些彼此生活、學習、周遭的事,我談的多是關於閱讀、文化思潮和對中國局勢的關注,而她講的是在大學的生活,她讓我知道她學習成績優秀,又是學校的體操隊員,還被吸收入共青團,成為學校重點培養的學生。慢慢我們的通信就涉及個人的理想、胸懷、情操,談思想、哲理、社會,類似幼稚版的魯迅的《兩地書》。再後來,就談到愛情,進而就是彼此的關懷愛慕。大約一年後,彼此都幾乎每天寄出一封信,就像日記一樣坦率直抒胸臆。那時寫信,跟現在發簡訊、發電郵不同,並非即時可達,而是要等幾天,從寄出一封信到獲得對這封信的回應,至少一星期以上。一星期的等待,就讓感情在期盼與思念中深化了。這樣的感情生活,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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