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謝詞裡的「天德流行境」
不只拍攝手法獨特，《花果飄零》更有與當下時代格格不入的「中華」情懷。我看完之後本能的反應就是：這種情懷放在當下，會不合時宜嗎？今天的青年世代聽到片中《中國男兒》、《祖國歌》這些傳達百年前先人建構現代中國之熱望的「學堂樂歌」時，會作何感想呢？
導演去連結的那個「中國」，當然不是今天政治意義上的中國，而是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思想家所論述的「中華文化意識」的精神價值。程兆熊說唐君毅「一生總念花果飄零」，這也是羅卓瑤《花果飄零》的情感立基。她在金馬謝詞裡表示希望能達到唐君毅所寫的「天德流行境」——而那恰恰是中國哲學追求「盡性立命」正視心境感通的最高道德境界。
從這樣的角度進入《花果飄零》，我們大概就能理解導演為何會讓2014年的香港傘運與半個世紀前的澳門「一二·三事件」乃至百年前「興中會」的革命信念遙相呼應。如果我們著眼於此時此地，情感上一定倍覺突兀乃至衝撞，認為這三個歷史時空裡的抗爭是異質的。但如果跳出當下民族國家狹義的身分框架去看，不同年代的反抗意志裡，自然有對「絕對價值」的共同追求。
那也是唐君毅一生念茲在茲的「情理合一」。在《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裡，他認為「世界會毀壞，我個人也會毀壞……」但他還是相信「世界是有不會毀壞的東西的。」羅卓瑤在《花果飄零》中試圖捕捉的，就是這些「不會毀壞」。
唐君毅的哲學特色是「呈現」而不是「批判」，羅卓瑤的影像也是同樣。純粹的「呈現」更需要具有超越性的心靈能力，這可能就是《花果飄零》這種電影存在的意義。在金馬映後的QA環節，羅卓瑤和方令正也談到電影可以「超越物質性的現實」。永恆不毀的事物一定是「精神的存在」，這與唐君毅看重「超越人我，超越時空」的普遍經驗不謀而合。
唐君毅一生秉持的原則是「人當是人，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亦當是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羅卓瑤也曾在訪問中說「我在尋找我們在這個現代世界中的位置」。海外華人花果飄零最哀切之處，正是精神意義上的流亡無可依歸。儘管歷經傘運和時代革命之後，如今多數香港人再無耐心去區辨「中國人」的複雜維度，內心更厭惡拒斥這個表述，但對所有走上流離命途的人來說，他們的選擇，和當年興中會革命裡離鄉背井的亡魂並沒有本質不同。
《花果飄零》裡拍到楊衢雲葬在跑馬地的無字墓碑，以及他在中環結志街被清廷暗殺殉難的紀念牌——那也是香港「本土」歷史的一部分，無論今人如何看待，香港在中國近代革命裡的歷史地位無法被抹煞。電影裡「我」對這些中國革命義士的幽幽追溯看似「不合時宜」，其實導演是在用前人未竟的意志，告慰今人未走完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