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賈選凝
奪得今年金馬獎最佳導演的《花果飄零》，被評審形容為「後勁十足」。確實如此，其實看完電影的當下，我並沒有太多觸動；甚至在映後QA環節聽到遠隔重洋的導演羅卓瑤使用「我們中國人」這樣的表達時，還會暗暗揣度：現場的台灣觀眾聽到會覺得不適嗎？
直到第二天去看《時代革命》。完場後，有人痛哭到停不下來，更多來自香港的觀眾齊聲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昂揚的尾音落地旋即消失，戲院裡的一切都帶不走。走進台北的陰雨時，我卻記起《花果飄零》裡因「興中會」起義犧牲而流落香港的亡魂對傘運少女所說：「不要忘記，不要放棄，充實地生活下去。」
長夜如水的香港，亡魂一直在等船。少女問他要等到何時，他說「船未到，只可以靜靜等候。」雖然《花果飄零》的背景是2014年傘運，但這句話也可以獻給「時代革命」之後更多挫敗無力乃至遷移流離的人。在羅卓瑤的鏡頭裡，陰陽相隔的前人邂逅今人，鉤沉出易時易地卻前仆後繼的心志。那個場景所蘊含的力量寬柔而堅定：不要溫吞忘記，也不要失志放棄，充實地生活，耐心地靜候——這份自信與自守，其實也是唐君毅在1960年代提出「花果飄零，靈根自植」時所談論的精神：「以有其創造性的理想與意志，創造性的實踐，以自作問心無愧之事，而多少有益於自己，於他人……」
久違的散文電影
《花果飄零》和我們近年看到的所有對時局有所回應的香港電影都截然不同，從氣質到手法到視角，它都太獨特。
首先它的敘事方式是實驗性的，導演羅卓瑤在2016年接受訪問時說這部電影裡有歷史，有評論，也有想像，「最後成了一個所有事的綜合」，她稱之為論文式電影（essay film）——更準確來說是「散文電影」。
整部電影就是一篇創作者（我）用自言自語喃喃編織的影像散文。留學回港的鋼琴師Jeff和回到澳門的「我」，都在故鄉彷徨遊走。若有若無的人物關係裡，交疊了參加傘運的香港少女和她遇到的反清義士遊魂，以及糾纏在「我」思憶裡的兄長的幻影。大量手持鏡頭，帶領觀眾穿梭於四顧無人的港澳街景，也從歷史照片和記憶的縫隙裡，展開「我」的詩意探問：兄長當年為何失蹤？家鄉何以變幻不見？
羅卓瑤曾在訪問中說她是一個「畫面為本」的人，所以儘管影片是以很有限的資源與人力完成，但場面調度一絲不苟。在今年入圍金馬最佳導演的作品裡，《花果飄零》無疑最能體現「電影的本性」：導演透過攝影機所傳遞的「多義的美感經驗」，讓我們看到影像對現實詩意的介入，和從中自然顯現的時間流逝之美。而這種久違的「電影裡的文學性」，你又只能透過大銀幕去感受。創作者用傳統的手工方式去拍，觀眾也只能用傳統的方式去看。最佳導演會頒給這一部，想來也是珍視這種回歸電影美學特性（寫實、非職業演員、無技巧的畫面轉換）的創作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