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旦風險真的變成災難時，其後果往往出乎意料，至於要善後到什麼程度，也非科學所能單獨決定。換句話說，連巨型風險的「弊」有哪些都是未知（例如藻礁生態系至今也未調查完畢），說「利大於弊」只是空話而已。
由於巨型風險的成因與後果都過於複雜，難以追究責任。政府與公民也未必有時間、意願、財力跟能力去「治理」（例如，高雄、台南農地爐渣）。因此，貝克稱之為「組織性無責任」的社會。乍看之下，現代社會一切的運作，都按照科技理性計算各種機率來決策，加以嚴密的組織化、數據化，各單位權責分明。然而對於各種實際災難後果，卻無人可以負責善後。要不然就是學日本政府，直接把整個福島地區比照成核電廠標準，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以此，貝克徹底粉碎了把實證科學當成最終依歸的信仰。自從工業時代以來，主流社會信仰實證科學可以「預知、控制、趨吉避凶」，就像天氣預報提供最佳判斷，無止盡精益求精，讓整個社會逐漸邁向天國般的幸福。然而，現實上卻變成無限輪迴各種災難意外的擺爛地獄。每個人不可能記得自己至今為止吃過幾片麵包，對於各種層出不窮的風險意外，多數人也是無力逐一追究，乾脆順從金權勢力就地合法，不了了之，讓自己安心。
2015-2021…化石資本、利益團體與歐盟執委會決策官員一共舉行了568次會議，…決策官員更是肆無忌憚地涉入71件化石資本的旋轉門案件。…所謂的「淨零排放」並非指完全不排放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是指「任何溫室氣體排放皆可藉由抵消大氣中同等數量的溫室氣體，從而達到平衡」…如此一來，跨國企業不僅毋須立即從工業生產的源頭減排，更可堂而皇之地以「將於2050年、2060、2070年達成淨零」為名，加大化石燃料、礦業的消耗、開採力道。（周世瑀，2021，上報）
以台灣而言，雖然監察院在2014年已糾正各縣市自稱「科學專業」提報的都市計畫浮濫，國土空間規劃混亂不堪，白白浪費社會成本、生態資源，至今也未見有誰承擔法律責任或政治責任，兩黨高層依然樂此不疲，沿用既有土地制度，繼續推出開發案。
三、從科技理性到社會理性
既然實證科學無法代替上帝作出最後裁決，貝克主張「社會理性」納入民間社會不同的價值觀與公民知識進入政府視野，雙方以平等的姿態作出決策，或可視為哈伯瑪斯「溝通理性」的同路人。社會理性與溝通理性雖然導入「程序正義」與「民間多元價值」、「公民知識」等概念來跟實證科學、金權統治分庭抗禮，但貝克與哈伯瑪斯兩人並未反對開發新科技，也非否定實證科學的價值，而是期待在「迴避巨型風險」的共識下形塑新的經濟、社會模式。講白一點，就是鼓勵民間勇於提出新的可能性，挑戰既有金權體制，捨棄傳統經濟成長萬歲、科技發展萬能的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