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宋少卿酒駕為例，假設宋第1次酒駕的時候，馮翊綱就告知宋，並與宋立下切結書，只要再酒駕一次，就永遠斷絕合作關係，並應賠償公司違約金2000萬，那宋還會有接下來的第2、第3、第4次酒駕嗎？但在宋第4次酒駕後，馮還是為宋設定僥倖空間，表示「2022年」《畫虎藍》不會看見宋少卿，而宋在第4次酒駕後依然「絕口不提戒酒」，為自己設定僥倖空間，在這麼多的僥倖空間交互作用下，台灣的酒駕事件還能夠不頻傳嗎？
應考慮台灣民情 制定法律規範
或有論者云「罪刑相當原則」是德日等先進國家都採用的啊，台灣怎麼能夠自己獨創與先進國家不同的法制呢？事實上，台灣獨創具台灣特色的法制並非沒有先例。「股東民主原則」同樣是德日等先進國家採用，但台灣的《公司法》第27條卻規定法人股東可以隨時改派其董事代表人。假設有一家公司，很多股東都很欣賞董事候選人蔡英文的學經歷，所以選蔡為董事，結果蔡當選董事之後，因為不聽大股東指示，所以大股東改派彭文正為董事，這讓原本選蔡為董事的股東情何以堪？完全違反了「股東民主原則」，但為何《公司法》第27條至今仍未修訂呢？因為這是母公司鞏固對子公司控制權的非常有效之手段。
同理，既然為了達成特定目的，已有創設符合台灣民情的法例在先。為了防止台灣不斷頻傳的酒駕不幸事件，政府應考慮修法研擬將酒駕視為典型的危險犯，不需發生實害結果，只要單純酒駕超過法定標準值即科予10年以上重刑，並沒收犯罪車輛。這種較符合台灣民情的法律規範，應可有效防範酒駕行為，政府是否應鬆綁繼受歐陸法制的「罪刑相當原則」，值得深思。
＊作者為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