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明代日常策略與當代日常策略之間是否存在連續性，這是我無法給出肯定答案的問題。但是，毫無疑問，前者對社會制度和社會關係影響久遠。軍戶利用的策略所造成的影響並沒有隨著明王朝滅亡而消失，而這些影響的證據也不僅僅見於圖書館和檔案館。我們依然可以在中國農村地區看到它們留下的遺跡。
明代軍事制度將個人和家庭移到別處，迫使一些人離開他們所熟悉的社會環境，再把他們放到新的社會環境裡。這轉而激發他們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和新社群的努力；「解域化」催生了「再域化」。沒有擔任正軍的軍戶成員努力和擔任正軍的宗親保持聯繫──有時這種關係跨越千里之遙並維持好幾代人。士兵們一旦定居在衛所或軍屯，他們就加入或組織利益群體，且透過婚姻習俗、寺廟網絡、參加科舉制度以及主持其他活動，最終與其他士兵或原本的居民產生身分認同。因此，明代中國百姓的流動導致有些社群被拆散，又把許多之前相互隔絕的空間聯繫起來，同時使已有的社群經歷蛻變，並催生出許多新的社群。國家的干涉行動以及受其影響的人的反應，在社會空間的構築上引起轉變。即使在引起這些變化的制度早就被廢除之後，這些轉變依然持續，有些甚至延續到今天。透過把這些遺緒聯繫到導引它們出現的現象，可以看到帝制時代晚期塑造地方社會的這些過程。跟隨宮廟繞境路線或搜集宗族結盟歷史的證據，不只有助於我們瞭解遙遠年代的日常政治，還能夠將過去和當代的中國社會聯繫起來。
歷史學家為歷史中處於主宰霸權結構之外的人發聲時所受到的挑戰，有時以「底層人民能否發聲」的問題概括。 既然「底層」（subaltern）這個詞最初指的是下級軍官，對本書的研究對象提出這個問題豈不是再好不過？明代的底層／下級軍官能否發聲？本書利用的族譜、碑刻和其他家庭文書，可說是一種非常分散的檔案，這種檔案提供了非常豐富但低度利用的資源，讓學者可以研究中國農村的社會史。這些史料使我們有可能追溯普通百姓數個世紀以前的歷史。當然，我們透過文本聆聽族譜和其他史料中明代底層人民的聲音，並非沒有經過中介。除此之外，我們還能透過另一個方法聆聽明代底層人民的聲音。我在本書描述的遊神繞境在今天都是大張旗鼓、聲勢浩大的慶祝活動，隊伍裡往往有身穿旗袍的婦女、「炮車」和霓虹燈。但是喧囂之下有低語，在遊行隊伍往這邊而不是那邊轉彎之時，在甲村的婦女帶來供品而乙村的婦女沒有這麼做之時──如此安靜以至於容易被錯過。這都是明代士兵傳遞給我們的真切訊息。我們唯有透過地方史研究，才能接觸這些材料，建立這座檔案庫，讓我們有可能講述這個故事。我們必須到訪這些即使正在經歷劇變，卻依然執行這些儀式的社群，閱讀社群成員歷盡艱辛保留下來的材料，並聆聽本書提到的明代百姓的子孫講述的祖輩故事。
在平海，城隍再次開始一年一度的遊神繞境，如同幾百年來做的那樣。震耳欲聾的炮聲，令村民的耳朵嗡嗡作響；鞭炮的濃濃煙火，令村民眼睛流淚。繞境行經的道路已經被打掃乾淨，以保證儀式的純潔；現在則滴上了乩童的點點鮮血，他們刺傷和割傷自己，以顯示自己完全感覺不到疼痛。村裡的孩童四處亂竄，希望先睹為快；老奶奶們把他們拉到一邊，不要讓他們受到鬼神的邪氣影響。當村中壯丁抬著城隍以及象徵其權威的各種符號時，他們喚回了六百多年前城隍還沒成神之前，創建這座城鎮的情景。他們紀念並展示自己作為平海居民的身分認同以及他們有別於其他周遭村莊的獨特性。籌辦方很清楚，自己應該把遊神繞境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或「民間文化」，否則可能會被官方貼上「封建迷信」的標籤。無論是遊神會的籌辦方還是參與者，都微妙地紀念並展示著日常政治的一種特定形態──一種他們與中國過去、現在，可能還包括未來的普通民眾共有的「被統治的藝術」。
＊作者宋怡明 Michael Szonyi，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國歷史學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明清及中國近代社會史學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