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歷史世界
我喜歡看傳記。胡適的《四十自述》自序說：「我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我們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為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
錢鍾書的《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中的「魔鬼」則說：「現在是新傳記文學的時代。為別人做傳記也是自我表現的一種；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見，借別人為題目來發揮自己。反過來說，作自傳的人往往並無自己可傳，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兒子都認不得的形象，或者東拉西扯地記載交遊，傳述別人的軼事。所以，你要知道一個人的自己，你得看他為別人做的傳；你要知道別人，你倒該看他為自己做的傳。自傳就是別傳。」我喜歡胡適的赤誠而佩服錢鍾書的深刻。多年來雜讀自傳、別傳、追憶文章、談話錄、口述、日記之類，偶有會心之時，總不免想起胡適和錢鍾書，赤裸裸的主觀記載與冷冰冰的客觀批評互為印證，也許更能走近真相。
在余先生家的書架上，我見到不少眼熟的傳記，便問：「您為什麼喜歡看傳記？」余先生說：「政治家、哲學家、藝術家的傳記，我都喜歡看，看傳記可以看一個活的人，不光是抽象觀念。在史學上講，傳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寫胡適日記、顧頡剛日記，會寫成比較長的文章，就是因為其中反映了他們生命中許多具體的事實，就可以知道這是什麼形態的生命，跟我喜歡不喜歡沒有關係。要瞭解那個人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一個人，我暫時不管他好壞。研究歷史非通過這一關不可。」
我們的閒談中提到最多的恐怕就是傳記了。有段時間余先生大概日記看得入神，就我記憶所及，他提過胡適、顧頡剛、吳宓的日記，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鄧之誠和王鍾翰師生二人的日記散篇，用以旁證談話中的一些史實，其中胡適日記出現的頻率最高。我們也聊到愛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 1792-1854）《歌德談話錄》和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再上溯到《論語》、《孟子》與柏拉圖的《對話錄》的傳統，偶爾也對談話錄的長處與局限作了分析。我在雜看黃仁宇《黃河青山》、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吳相湘《三生有幸》、蕭公權《問學諫往錄》時，偶有心得，也隨口提及。聽得出來，余先生對蕭公權最為推重。有一次聊到蘇東坡，我說：「林語堂的《蘇東坡傳》我買過好幾本，都送朋友了。這本書可愛，同時還可以印證錢鍾書說的『你要知道一個人的自己，你得看他為別人做的傳』。」余先生說：「林語堂寫這本書，多少有點自我認同的意味，蘇東坡的『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一肚皮不合時宜』是他認同的，曠達不羈、自然活潑、幽默風趣的品質更是他特別欣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