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師余英時日前在美國寓所辭世，《聯經出版》4、5日舉行余英時紀念論壇線上講座，5日下午曾任中研院副院長的歷史學者王汎森，在普林斯頓大學時是余英時的學生，分享多年來觀察恩師的學之道。除了注意到余英時長期思考蘊釀問題的習慣，發現余英時許多著作都是「附庸蔚為大國」的方式而來，從一篇序發展成專書。
演講時王汎森提到，余英時應該是某個時段掌握與廣泛接觸大量古今書目，大概1960、70年代上課提到哪本書時，都會用手比一下厚薄，對書目有一個廣泛提要性的了解；另外王汎森觀察到，余英時對1930年代以後的學術著作，像是新文化運動以後的，包含思想、文化、政治類著作都很熟。
王汎森：余英時有時時思索各種問題的習慣
另外，王汎森也提到，一次談話中，余英時認為史學家要能掌握時事，哪怕是細節也要深入了解；另外，他也觀察到余英時有時時思索各種問題的習慣。王汎森回憶自己在普林斯頓大學唸書時，余太師母告訴他，余英時在1957、58年左右，喜歡看美國影集梅森探案（Perry Mason），等同一邊跟著劇情進行偵查、思考。余英時也在自己回憶錄提到讀過福爾摩斯全集，這種層層思考分析、解決疑難的習慣無時不刻在進行。
王汎森觀察到，余英時讀書極為專注，他當學生時，都是報告之前沒多久才把材料給同堂同學和余英時，他形容余英時閱讀書的專注「在看的片刻，好像只有他和那頁書存在」，就像朱熹形容讀書時「便作焚舟計」，坐小舟登岸後，船會燒掉；好像這書讀完，此生不會再看到它，但已深深印在你腦海中。
王汎森也提出一個比喻叫「總集性的文本」，余英時對每個時代的「總集性文本」都很熟悉，這就像一本可以論及近代文章，多少都有1、2條內容與它有關、索引式的書，如《胡適日記》就為一例，就像有座標在那裡，可以去觀察、連結某事或人物。
余英時也說，自己平常讀各式各樣的書，形成問題之後，哪天要寫文章了，再回去補充查找相關資料，因此自己「備而不用的東西還很多」，另外像他閱讀過的內容，像是在腦中形成資料庫，有個圖像，一旦談到歷史上某事，就會在腦海中比對其位置。
王汎森：余英時上課從來不拿筆
有趣的是，王汎森說到，老師上課從來不拿筆的，「我幾乎沒有看過他寫任何東西，但他好像隨時在打腹稿」。王汎森說，余英時長期思索成習慣，有打腹稿的習慣；真正動筆要寫的時候，再把重要材料看一遍，就放在一旁開始寫，因此讀余英時的論文不會覺得他引用的史料很繁重，但動筆起來就沒日沒夜，如同《聯經出版》發行人林載爵的文章提到，余英時在寫《重尋胡適歷程時》1個月寫9萬字；以前參加朱子學國際會議時，趕稿起來宛如「不知道還有這個世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