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巫寧坤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將近舉手可得，卻義無反顧地回到祖國。巫先生把自己的經歷總結為：「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我勸巫先生把《一滴淚》之外的故事再多寫些。「我是懶得不得了的人。余先生叫我把這些文章集結在允晨出版，書名叫《孤琴》。」巫先生聽了哈哈大笑，「余先生讓我寫關於思想改造的歷史，他對這方面特別感興趣，所謂『心史』，特別是人的靈魂的受難。我最近發現最重要的作品是寫人的靈魂的受難。狄蘭•湯瑪斯（Dylan Thomas）寫的就是人的靈魂的受難。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哈姆雷特》和《李爾王》，那是最高級的人的靈魂的受難。《咆嘯山莊》寫的是人的靈魂的受難，所以才有價值，順著這個角度可以看得懂，否則根本看不懂。」後來《孤琴》出版，也是由余先生作序。
余先生在《一滴淚》序中認為：「巫先生的《一滴淚》是中國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人『淚海』中之『一滴』。然而這《一滴淚》也如實地折射出整個『淚海』的形勢，也可以說是『淚海』的具體而微。」序中也特別提到他在燕京大學求學時趙蘿蕤這位「既熱心又親切的老師」，以及她的先生陳夢家。
提起陳夢家和趙蘿蕤夫婦，我馬上聯想到另一段記憶。我到上海訪問王勉先生時，談到錢鍾書，王先生告訴我：「錢鍾書我只見過一次，在上海復興路，抗戰勝利以後我到上海，徐高阮帶我去。徐高阮說，錢先生請我們去吃點心，我們去了，談了3個鐘頭，無非品評臧否人物，陳夢家也在被罵之列。其實陳夢家早年以新詩人聞名，晚年致力古文字和歷史研究，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上海陸灝則說：「我是錢迷，錢鍾書迷，而非金錢迷。當年聽趙蘿蕤說她不喜歡錢鍾書，我很驚訝。可她確實說得乾脆俐落：『錢鍾書太刻薄，我不喜歡他！』」
後記─
余英時先生仙逝後，我的心情極為沉痛。起初1個月裡，我幾乎一個字都寫不出來。黃進興先生和廖志峰兄不斷寬慰我，使我心神漸安，追思這14年來和余先生的交往。忘不了的人和事，在追思之中漸漸復活。我懷著溫情與敬意，重尋心史，文思忽如泉湧，於是日以繼夜，不計工拙地寫下余先生的言思。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當我全身心撰寫這部《余英時訪問記》時，彷彿余先生就在身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余先生的意趣形象永生在我的心間，付諸文字時，使我淡忘死別的痛苦，拋卻塵世的執念。因此，這部訪問記也是一部心靈史。
2007年，我和余先生初晤，是新聞記者對歷史學家的訪問。當年我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訪知識人」為理想，希望盡我所能，到處訪問名家，留下歷史初稿，給史家做材料，為事實找旁證。我和余先生一見如故，一席談勝讀十年書。第一晚餐敘時，我問余先生有沒有寫回憶錄的意願？余先生坦言並無此意。我們相談甚歡，片言即決，約定暢談成一本《余英時談話錄》。2008年，張充和女士人健筆健，欣然題寫了《余英時談話錄》書名。《余英時訪問記》成書時，則請余先生的摯友金耀基先生題寫書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