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稱：蔣經國為堵眾人悠悠之口，終於決定把蔣孝武調離政治是非中心的臺北，擔任「駐新加坡副代表」。1986年2月17日，臺灣外事部門正式宣佈「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蔣孝武為「駐新加坡副代表」。次日上午，蔣孝武就搭機前往履新。從此，再沒有與蔣經國見面。
蔣經國就這樣給出了國民黨一黨統治的終結前提，臺灣的民間在野政黨最終可以走向政黨輪替。
可是，在對岸大陸，同樣是一個布爾什維克政黨，卻由於其領袖的「合法性恐懼」，而對和平示威的學生運動實施坦克機槍的血腥鎮壓，由此帶來徹底喪失合法性的更大危機。
我在《鬼推磨》中梳理過，老佛爺（鄧小平）垂簾聽政釀出京師屠城大禍，這廂另一個「婆婆」陳雲，細思恐極，深覺江山有廢傾之虞，定調「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接班比較放心」，開啟太子黨權力來源。
在下一本書《瘟世間》裡我也分析，鄧後江澤民、胡錦濤兩屆「悶聲發大財」，在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之下，一個驚人的經濟增長，變成一場更驚人的腐敗，而所謂「官二代」（江胡兩屆）的腐敗，向太子黨提供了一個集權的合法性來源。
在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時代，2012年位高權重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靠親信王立軍殘酷的「打黑」治官，加上「唱紅」的文革手段，向胡錦濤挑戰。最終，卻是另一個太子黨習近平踏著薄熙來的屍骨登頂，習的權力問鼎之路，也是一場場反腐的結果——習上臺六年中，有134萬名官員因腐敗而被整肅，部長或副部長級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職、大多數投入監獄。自2012年以來遭到整肅的中共中央委員比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還多。
如果說「發財」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後六四），那麼「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後開放），第二個顛覆了第一個，然而橫豎都是它「合法」（legitimacy)。
照此來看，東亞威權不會自動走向民主，在臺灣「刺劉」（劉宜良，筆名江南）是偶然的，我稱之為「刺殺的制度意義」；在大陸，八九學潮雖有其社會根源，但是爆發、退潮、平息、鎮壓的偶然性都存在，中國的倒退不是必然的。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