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在美東時間3月16日，《台灣旅行法》（簡稱《台旅法》）得到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簽署通過。台灣官方、學者及各大智庫，對此多數認為此法案通過為「自從《台灣關係法》之後，台美關係間最大的突破」。紛紛以此為台美關係熱絡、活躍的契機，是台灣重大的「外交突破」。事實上，若我們觀照台美中關係近20年來的演變，以及《台旅法》立法前後的因果，或許就能知道，事情遠非台灣內部單方面所想的那般單純。
台美中關係 20年回顧
我們回顧近20年台美中關係，美國台僑團體從1990年代中期之後就不斷遊說、推動的《台灣安全加強法》（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TSEA），在2000年被當時的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否決，官方理由是「此法案如果通過，不僅不會增強台灣安全，還可能將威脅美國、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微妙平衡，甚至可能造成亞太地區動蕩不安」。
而在2000年，即使美國否決《台灣安全加強法》，當時華府菁英階層對「圍堵中國」的氣氛猶有餘溫。其一是「1996年台海危機」陰影剛去不遠：其二是當時中國大陸解放軍還未成為「藍海」軍事強權，解放軍的海空軍實力仍老舊落後。
即便如此，昔日2001年4月1日發生「南海撞機事件」，華府的「主戰」聲浪雖強，但剛執政的小布希（George Bush）政府，還是選擇與中國大陸談判，謹慎地將此事政治負面效應減到最低。也就是說，即使當時解放軍並未擁有「藍海」軍事能力，但美國的顧慮已是千絲萬縷，圍堵中國是一回事，但實際進入衝突則是另一回事。
南海撞機事件後不久，美國便因為「9·11」事件進入了21世紀初的「反恐戰爭」時代。因為「9·11」，美國戰爭機器短時間內轉變成「反恐」效能，美軍的戰略也從模糊的「圍堵中國」，技術性地轉彎到反恐戰場。為了能在中亞、中東地區反恐，美國不得不走回冷戰末期雷根（Ronald Reagan）時代的拉攏中國老路。由於反恐戰場的轉換，美國需要中國大陸在中亞、中東甚至非洲地區與美國合作。
反恐10年後的2010年，中亞、中東的反恐戰場戰火不歇，且牽涉各國政治槓桿角力的因素日益複雜，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在不斷擴大反恐戰場的難局中，驚覺美國在東亞的政治真空狀態已瀕臨界點，故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大戰略，所謂「亞洲再平衡」（rebalancing）政策目的，即是為壓抑在亞洲迅速崛起的中國大陸，故歐巴馬政府將亞洲地區成為美軍力量最強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