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怎麼樣呀？」這是徐先生對我和雜誌的最後遺言，是他對一份從左派立場轉為獨立輿論的雜誌的待望（期望）。
失敗者回憶錄105：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徐復觀先生歿後我撰文悼亡，我原打算寫3000字，結果邊寫邊翻看他的書信和文章，有時讀到凌晨也未能寫出一個字，結果寫了一個多星期，成了15000字的長文。
在專訪後徐先生旅美期間，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徐先生拖著病體，為我們雜誌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這決議以神來之筆，對毛的錯誤創造出「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這樣「石破天驚」的一句話，徐先生說「假定把這句話理解為毛澤東一貫的錯誤，是與馬列主義有必然性的關係，則這句話可為歷史作證，而千萬不要把它當作歷史的『笑話』」。這個評價發人深省。
9月底，我去探訪他，他說，「我那篇訪問記，使你受到不幸的對待，實在過意不去」。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他，只告訴他我們籌集資金、離開天地繼續出版，財政難關大致已經過去。
談話中他告訴我，兩年前的1980年5月，廖承志外訪回國途徑香港，曾經由新華社社長王匡和《新晚報》總編輯羅孚陪同，去探訪徐先生，三個中共黨員繞著圈子談話，旨在拉關係，後來徐先生說，我覺得光聊天沒有什麼意思，我提點意見好不好。廖說「那太好了」。於是徐說，第一點，希望你們以後不要積極講統一，統不統一主要取決於你們自己的民主與法治，如果你們的民主與法治搞好了，有基礎，任何人不能阻止統一；現在你們的民主法治沒有進步，談統一不僅國民黨不贊成，台灣老百姓也不會接受。你們拼命談統一，只是給台灣一種刺激。第二點意見，我覺得共產黨員的人數太多了，3800多萬人（這是那時候的數字，40年後已是9000萬了），對老百姓是一個負擔，對黨的組織工作也是一個負擔。如果能減掉一半，對黨對國家都好得多。第三點意見，是我覺得應該恢復一點私有，私有制是人類文明的起源，人總得自己掌握自己一點什麼，才能夠有創造能力。如果連生存權利、生活條件都受支配的話，社會就很難進步了。第四點意見，徐先生說，馬列主義是外來的東西，比之中國傳統文化的合理部分，後者更講得清楚，更易被中國人接受，因此，希望中共能夠發揚傳統文化中的民主主義思想。廖承志的回應說，我們國家的封建意識已經太濃了，再多講傳統文化，那豈不是更封建？徐先生笑了，他是對牛彈琴呀！
以後兩個多月，我忙搬家和搬辦公室，沒有去探望徐先生。不久，胡菊人兄從台灣回來，告訴我徐先生在台大醫院，已進入垂危狀態。從菊人兄處取得徐先生在醫院的房號，就打了一個長途電話過去。徐太太接電話，轉給徐先生接聽，他用掙扎著的聲音問了一句：「《七十年代》怎麼樣呀？」我告訴他景況尚好，請他放心，我一定會把雜誌辦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