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怎麼樣呀？」這是徐先生對我和雜誌的最後遺言，是他對一份從左派立場轉為獨立輿論的雜誌的待望。我腦際中一直迴盪著徐先生病危時的這個聲音。聲音微弱，但又極為響亮。它是一個臨終者對獨立輿論的呼喚。
2014年，羅孚病逝，
在喪禮上徐先生的公子徐帥軍講他父親晚年與羅孚交往甚密。相信他作為共產黨員，一直奉命統戰徐先生，以為他還是國民黨政府器重的人。我和《七十年代》逐漸被「掃地出門」相信也是他告訴徐先生的，也許他希望徐先生可以勸我走「避免受挫折」之路。但實際上反而使徐先生更關注我們走獨立輿論之路。
弔詭的是，就是在徐先生歿後一個月，羅孚這個負有統戰任務聯繫徐先生的著名報人、共產黨員，突然被召回北京扣查，更被栽上「美國間諜」罪，被判十年徒刑。
溫文和善的羅先生，有此遭遇，使我既感錯愕，也感脫離這敵情觀念無所不在的圈子的幸運。
失敗者回憶錄106：「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為了鞏固政權，從那時起，中共就極少講馬列毛思想，而是大講特講愛國主義，用多數人與生俱來、未經思考的民族主義感情去凝聚民氣，而真正目的則是利用民族感情去維護政權的合理性。
徐復觀先生在專訪中談到中國文化、國族命運時聲音嘶啞、眼含淚光。我在寫悼念他的長文寫到最後，也忍不住淚流滿面。因為我們雖然都在批評中共國，但所有的批評，包括徐先生向廖承志說的四點意見，都是出自對中國的感情，他在講「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那段話之前，還說了這樣一段：「共產黨最基本的問題是：你要愛國首先要愛我共產黨，你不愛我共產黨就是反革命，就不算愛國。那我現在問：你做得一塌糊塗，我並不愛你共產黨，我只愛國家，這樣算不算愛國？」顯然，他認為「愛國不愛黨才是真正的愛國」。我當時也認同這種看法。
我們對中國的感情有歷史根源——中國近代史充滿苦難：滿清腐敗，列強侵凌、日本侵略、多次內戰，百姓遭殃。稍有良知的讀書人都懷有愛國救亡之心；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深入認識者如徐先生，說他在學校每開《論語》課，都懷著感激心情，這種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自然也深化對中國的認同。那時的香港，宗主國英國從不向市民宣傳「愛英國」，而香港人若關心政治，也不關心英國或香港本土的政治，而是關心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政治。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在新亞傳授儒家文化，其客觀效果固然使學生對文革毀滅傳統文化反感，也增強了學生從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而產生「愛國」不愛黨的思想觀念。那時候，很少香港華人說自己不是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