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總是會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喜怒哀樂。這次當我在青海省調查期間，收到從故鄉鄂爾多斯傳來了一個悲傷的消息：我的舅母過世了。舅母出身克烈部，是一位相當能幹的女性。當我在離家很遠的小學上課時，經常會繞到她家吃飯。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學校提供的餐點一天三餐都是玉米粉做的麵包，沒有任何肉類。這種時候，我只有在舅舅家，才能偶爾吃到加了肉的飯。這是我一生難忘的記憶。
舅母在幾年前被蜜蜂螫到，自此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的一部分從1950年以來逐漸農耕化，成為漢人農民的天下。少數派的蒙古人農民在技術面上不如漢人、人口數量上也不足以對抗，所以只被賦予貧瘠的土地。為了多少改善一點糟糕的經濟狀況，舅母帶著幾頭綿羊，在危險的山岳地帶放牧，結果在羊吃草的時候，遭到蜜蜂的攻擊。之後她就患了失語症，餘生輾轉病床，最後在2004年12月下旬過世。
內蒙古雖說面積遼闊，但沒有可供蒙古人放牧的土地，不到危險的山岳地帶就找不到草，這樣的變化確是事實。舅母的過世，跟這種社會變化不能說毫無關係。這樣的看法，或許會遭到某些日本研究者猛烈抨擊，認為這是用善惡二元論來看社會，但我覺得用二元論觀察是相當合理。因為出身少數民族的緣故，我不管去到哪裡，都會抱持一種想為身處弱勢、少數立場的人們，傳達他們的主張與文化的心情。
以前，當我在寫一篇有關現代內蒙古漢人殖民的文章時，有日本人類學者批評我，指出我欠缺透過人類學觀察的多方面記述，應該要抱持更高的客觀性才對。然而，「多方面記述」與「客觀性」，是自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以來，始終未曾解決的難題。所謂「站在被調查者的視角」這種人類學的基本方法，其實在「客觀性」的面紗下，若隱若現帶有東方主義本質的影子。以「客觀性」為武器，批判少數派出身者的「自身文化研究」，其實和用意識形態攻擊少數派，沒有任何差別。而且，這種批判也有被持續壓抑少數派的執政陣營利用的危險性。至於那些容易站在第三者立場、屬於「其他文化」的人類學者，我也希望他們在進行「客觀的記述與解釋」（假如有這種可能）之前，能夠努力發掘事實。
作為民族問題的日中關係——對日本中國觀察者的贈言
中國大概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土崩瓦解了吧！
日本的中國研究者，經常會作出上述的發言；在日本的人類學者中，也有很多人對這種說法深感共鳴。確實，回顧中國漫長的歷史，分裂與整合總是反覆上演；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就算土崩瓦解，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