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還有那麼一絲不願承認的脆弱：總覺得這樣做，我就不是一個沒有爸爸的孩子。
人是記憶組成的
從小，人小鬼大，我總愛思量人活著的形狀，砌做最小最小的單位，會變成什麼模樣。很快的，我領悟到人是記憶的容器，生活憑藉記憶累積、茁壯，進而長出意義。
然而，記憶的真實性可靠嗎？我如何知道，前一秒的我會不會只是一具空無的杯具，被高高在上的外星人當作白老鼠、倒入過程，盛滿虛構經歷，誤以為我存活過？假如，記憶可被卸去、變造，那生命還可靠嗎？
後來明白，如要區分記憶的真偽，得辨別它的重量，那些附著在記憶上的情感，足以穿越時空，賦予真實的標記。
坦白說，我與父親實在不是那麼熟。工作訪問時，我有時單刀直入、偶爾旁敲側擊，總愛刺探受訪者最深深處的思念、恐懼和夢想，卻未曾過問父親的任何過往。
對爸爸的記憶是一片未曾播種的荒地。現在種子滅了，荒蕪恆荒。
假如記憶是存在的證明，那父親已呈半透明。家裡頭的奇聞軼事，要重說傳述，說不上來，獨記得爸爸是名旱鴨子、不會游泳。起因是奶奶的刻意保護，連學游泳都不讓學，怕再有兒子喪於溺水。
父親家中排行老四，上頭原有三名兄長，沒想到一個過不了水關，一個逃不了車關，皆年方廿即英年早逝，唯剩一名哥哥，害我小時候常想，那是不是家裡頭常駐的一道詛咒，來自不為人知的野史、某世仇的狹怨報復，宛若藝術家的二七俱樂部，咒誰都過不了廿七歲的死關。
此一念頭，雖然招來少許的害怕，但一想到裹住死咒的神秘感，以及可能因此成為永垂不朽的偉大人物，便按耐不住興奮。無非是因為廿七歲離我當時實在太遙遠了。
如今，而立之年來了又過，廿七歲反倒遠了，才發現根本不是什麼死咒，只是倒霉而已。世道如此，死亡潦倒再稀鬆平常不過。正如爸爸經商失敗、家道中落，逃債逃到了上海，也只是倒霉而已，無關運命。
上海的死亡證明
父親生病過世後，我花了好一段時間在上海，為他的死亡證明奔走。台灣同胞於對岸過世，醫院、機關發的證明，台灣不承認，必須經由中方公證處辦理公證，再轉交給海基會，才得以在台灣生效。
於是，人不是死了就算了，未獲證明，變成在一岸是死，另一岸是活。跨足兩岸的文件竟能操控生死，足見官僚之偉大！
為了擺平怪象，重建陰陽平衡，我得一個個機關走，在一月陰雨綿綿的上海大街，竄過來竄過去。原以為中方對台灣同胞多少有惻隱之心，畢竟客死異鄉，應不至於太過為難，結果頭一回接觸卻徹底失算。
桌上名牌註明共產黨員的審核人員，冷眼瞄著自台灣申請的身份證明、戶籍謄本、出生證明等，開口問了一句：「就這幾張紙，怎麼證明你是他的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