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當年有許多不合理的判決，例如促轉會發現有非常多老外省人曾在家鄉參與過共黨讀書會與學生運動、來台灣忘記自首就在幾十年後被視為「叛亂行為延續中」入罪，一名受訪軍法官依然認為這是當事人的問題、當年的法律並沒有不對：「40年前戒嚴你都沒有出來自首，你潛伏在裡面，如果時效到了你就沒事了，那大家都潛伏好了、哪一天整個就推翻……現在即使有討論的空間，但當年的時空背景，釋字68號解釋並無不妥。」
從調查局官員訪談，也可見威權時期相當驚人的龐大體系，一名受訪者就說：「辦案的話不是光一個人、一個單位，像這種有錢的單位各單位越多越好，所以安全局最喜歡這樣子，連憲調組都可以辦。」談起曾任調查局長的阮成章，一名前調查局官員也提到，當年是每一里、每一村都有佈建情報網：
「阮先生是中將過來的，他是雄才大略啊，他在全國都完成佈建網啊，到後來到阮先生離開之後，我們也修正了。因為那個太花錢了，做不到。他每一個里、每一個村都有完成佈建，那我的天啊，全國有多少個里，多少個村，村跟里是同個等級的喔。那太難了！所以阮先生推的時候，我們跟著走，等阮先生榮調了，內部不知道開了多少次會，都感覺到我的天啊，把錢都砸到這裡去，等於丟到水裡看不出……」
體系中當然會有覺得這一切不正常的人，一名前警總官員就說：「我覺得這個會議和內容好像沒什麼參考性，沒有騙你，這都小題大作的鬼打架。」一名校安小組成員雖在1980年代奉命監控學生，他坦言很難受、不想害到學生，但又一直被情治機關頻頻逼迫，最後只好轉換跑道：
「很正常的學生訴求被他們看成不得了的事情，他們可能想要立功，所以擴大渲染、傳回來問我們，我們就覺得啼笑皆非……我也不希望害到學生，因為這些人都是我的學弟，我不希望他們受到傷害，但我不去找，我的工作就是做不起來……這些我就真的不喜歡、做不來，所以以後我有機會轉換跑道的時候我就離開原本的工作，這樣比較單純。」
「我們只能判案，就像生產線上的罐頭」體制之惡奉命行事 1988年無辜農民也遭捲入冤案
當然，也有一些覺得自己沒做錯的體制參與者，例如一名軍法官就這樣看被平反冤錯政治案件：「本來就是啊，你難道還發個獎章給他不成嘛，你們要賠他錢就賠他錢吧！我沒意見……原來就依法行政，不可能說『我認為以前辦錯了』，那當時的法律規定是這樣啊！」
一名檢察官對1980年代老榮民之死的看法，就更典型反應出體制參與者覺得自己只是小螺絲釘、沒辦法的態度。葉虹靈報告，該榮民曾大喊「毛澤東萬歲」被控「為匪宣傳」罪名，出獄後或許又因生活不順遂、因違警事件在屏東縣警局再喊一次「毛澤東萬歲」，這次就判5年了；1980年該榮民在土城仁教所上吊自殺，留下遺書說自己過去對日八年抗戰什麼都不怕、卻因「小人報告」變成這樣，他希望這些冤屈以後別再發生、希望獄方可憐他、給他土葬──問起當時承辦檢察官這案件，檢察官卻說不記得了、能說戒嚴不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