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這樣，我覺得在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的陣營中，應該要有多種可能性的備案。至於最後是誰出來，都是可以的。如果將來是台灣式的轉型，就需要一種跟體制內有對話能力的、也有信譽的人，否則憑什麼跟你對話？這個並不是你的問題，而是別人的問題。
我不會提很激烈的要求，但卻是很堅定的人。只要是我提出來的事情，是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我希望能持續保持這樣一個影響，就是說，搞政治的人是需要有信譽的，不能今天這麼說、明天那麼說，讓人家都不知道你的意思何在。我陳子明就是三條：第一條，我是一個中國人，一個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人；第二條，我是一個堅定不移的自由民主主義者；第三條，我是建設性的政治反對派，我跟共產黨的基本理念不一致，但我是可以對話的反對派。從1980年代、1990年代到現在，我的政治定位一直是這樣。
2008年，陳子明插隊40年後回到他內蒙插隊的地方，去看望老鄉
憲政民主
問：您說「民主運動要立足主流社會」，這個提法似乎假設了一種非革命的民主過渡，就是一種比較漸進的模式，在過程中逐漸培育出中國憲政民主的思想力量、社會力量與政治力量，在所謂的「公民社會」中持續擴大陣地。
陳：我主張走一條立足於公民社會的憲政民主道路，這可以說在1980年代中期就確定了。當時，我對自己團體的性質有過描述。我在接受《新聞週刊》記者白凱柔採訪時表示：我們願成為促進中國知識分子分流（即不要擠在進體制當官的獨木橋上） 和追求獨立性的先行者。我們的基本目標是：紮根民間，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進而推動政治體制的變革。
我出獄後這幾年，一些朋友凡是做了樂觀估計的，說三年變化、五年變化的，到目前為止都是破產的，而且也都是被打壓得比較厲害的。所以我是不會輕易說具體年頭的。但是我又有一個看法：中國的變化是加速度的，不是均速的，而且愈接近臨界點，變化的速度就愈快。由於是加速度的變化，所以看不清楚，好像暫時不會變，但是也可能很快就變了。
問：您在最近一篇文章中，重新闡釋梁啟超和章太炎的「革政」思想，說當前所謂的中國模式正在催化政治革命，而為了避免革命的代價，就需要「以革政挽革命」。您提出的「革政」思路，是否暗示修憲或立新憲？
陳：現在已經不得不對憲法動手腳了。1982年的新憲法是主流文明以外的一部怪異憲法，這憲法本身不具有憲法的性質，它對於人民和政府的關係，政府各部門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都沒有明晰的界定。我認為，州（地級市）這一級在中國發揮很大的作用，但是憲法上沒有地級市。按憲法，中國現在只有省市自治區，下面就是縣，然後就是鄉鎮。但比如說蘇州，從財政來看，蘇州市根本比青海和寧夏大很多，如今不可能再否定掉這個層級。財源都是往市集中，從縣往上提，從省往下放，重點都放在市。市這一級再不承認，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