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我們上一章看到的，在日益發達的波隆那城中，法律學校察覺了出來自成一家「大學」的好處。當然，這不代表其他脈絡中不存在更高階的學識。8世紀之後最有名的是伊斯蘭各學校，特別是在巴格達、開羅，以及西班牙的哥多華（Cordoba）。它們都有自己的圖書館、學校和天文台，一整堆比歐洲能找到的都還要好上太多的資源，而且有人認為，這些學院和歐洲正在出現的大學相似之處，就在於他們的教學方法（講課與辯論）、教師的地位，以及博雅七藝低於神學、法律和醫學的地位。
在伊斯蘭學校學習的文獻，是他們崇敬且保留下來的希臘科學家和哲學家著作。在通常被視為古代世界最後一個偉大王朝（譯注：指阿拉伯帝國）的歷代哈里發寬容統治下，巴格達迎來了敘利亞和波斯的學者們。750至900年
間，他們把亞里斯多德已知著作中的大部分翻成了阿拉伯文。亞里斯多德特別有價值，是因為他從所有角度看一個問題，並強調問題等待著只能經推理來解決的討論。這就使人們精細地辯論哲學與神學之間的關係，並察覺到倫理和科學中的關鍵問題。在西方被稱作阿維真納（Avicenna） 的伊本‧西那（Ibn Sina, 980-1037）是智識的超級巨星。出身於波斯但以阿拉伯文寫作的阿維真納，獲益於布哈拉（Bokhara，位於今日烏茲別克）蘇丹的壯麗博物館，並根據自己早慧的評估（這一點有著阿伯拉爾的影子呢！），而自認在20歲就精通所有主要學術領域。他選擇的專長是成為醫師，而他使用了包括「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西元前約460至約370年）、將邏輯與病患觀察結果傑出地合為一體的蓋倫（西元約130至約210年），以及亞里斯多德多樣的生物學著作在內的希臘精緻文獻來綜述書寫，而編纂出他這本範圍全面的《醫典》（Canon Medicinae）。阿維真納以他典型的虛張聲勢，把醫學描述成「不是那種困難的科學」。
《醫典》於12世紀來到西方之後，被當作是權威書籍來應用，而且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都很有影響力。約莫同時抵達西方的另一本阿維真納著作《形上學》（Metaphysics），則是對亞里斯多德著作的龐大評論，將這些著作重新解釋，來展現他自己設想的一套連貫的系統。用當代學者彼得‧亞當
森（Peter Adamson）的話來說就是：「阿維真納很努力地想要創新，故意顛覆幾個世紀以來的傳統，來打造一個全新而獨特的哲學。」如果四散且混雜的希臘偉大哲學家著作真的能夠理解的話，這就會是不可或缺的一大邁進，但阿維真納為上帝存在的本質所提出的原創論點，卻已經超出了亞里斯多德的範圍。因此，某些西方神學家覺得他的著作有重大意義，但就惹毛了其他認為亞里斯多德文字權威到不能擅自改動的神學家。
＊作者查爾斯‧弗里曼（Charles Freeman），研究古代世界及其後世影響的專家，也是《藍色指南》（Blue Guides）系列叢書的歷史顧問，著有眾多書籍，包括暢銷書《西方心智的封閉》以及最近期的《聖骨、聖塵》。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覺醒：東西方交會下近代西方思想文明的重生與轉變》（上下冊不分售∕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