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舉中，進士科最受人重視，故當時的精英都投考這科。一些清高顯要的官職如「翰林學士」（內制）及「中書舍人」（外制），必由進士出任，一般人因此都「重科第」而「賤恩蔭」，官僚子弟雖可借父蔭入仕，但有才華者多參加考試，如李宗諤(965～1012)「恥以父蔭得官，於是只參加科舉，結果端拱二年(989) 登進士第」。名相蘇頌(1020～1101) 年輕時除了自己推掉父蔭不肯承襲官職外，也勸勉其弟「應奮發科舉考試，不該從門蔭為官」。而韓忠彥雖以父親韓琦的恩蔭入仕，但他仍努力讀書，最後也登進士第。到了南宋，韓億五世孫韓元吉的學問雖遠過不少進士，孝宗亦破格讓他權任中書舍人，然而韓元吉仍因自己非由進士出身而抱撼。因此，呂蒙正登第為相後，仍鼓勵呂夷簡應舉，不由恩蔭入仕。
再者，恩蔭的範圍有限，而財富之傳授亦不易長久，往後的族人便很難憑先祖的餘蔭入仕，有限的財富亦無法長期延續家勢。因此，要使自家勢力得以維持和發展，則必須要有族人繼續當高官，最好是能當上宰相，這樣所能得到的恩蔭和財富便會更多、更持久。由於科舉是平民晉升的途徑，故想令未仕的族人當官保持家勢，參加考試便是必須的手段。事實上，呂氏家族能夠有如此興盛的發展，除了呂蒙正留下的政治及經濟本錢外，族人中不乏曾中舉任高官者，亦是重要因素。據統計，呂氏自入宋後的第三代族人至南宋滅亡時的第十五代族人中，可考的約有一百六十多人，其中曾登第者至少有二十七人，占16%；而除了第十代及第十四、十五代因處於宋元改朝換代之際外，其他各代均有族人登第，出仕為官，家勢長期得到維持。配合前章呂家代出雄才的析述，情況清楚明白。
中舉是敲門磚，但如何確保可當大官呢？這牽涉到很多變數，例如個人才能、先祖餘蔭、皇帝賞識、政治環境及運氣等等，不過在制度上，登第與拜相之間其實有一個重要的「中轉站」：翰林學士。翰林學士一職源於唐代，初期只為皇帝顧問，負責起草詔令；唐中葉後，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於是天子對其特別倚重。到了宋代，翰林學士職掌起草詔令及參預謀議，由於草詔必須才思敏捷，通曉經史，預謀則必須察古知今，故任翰林學士者必為登第進士。翰林學士起草皇帝的詔令，一方面分割中書舍人的草詞權，從而削弱其上司宰相掌詔命之權；另一方面通過參與謀畫、議論時政、評品高官，更牽制了宰相。而以翰林學士分割中書舍人草詞權，還為天子任免宰相提供了極大方便，君主可先召翰林學士一起議定，然後命其草制，不必擔心泄露機密或是中書舍人袒護上司。因此，翰林學士乃成為皇帝的心腹，日後得以升遷為宰相。由於翰林學士必以進士充當，故從進士上升為宰相的過程中，翰林學士是聯接兩端的橋梁，一旦涉足翰林院，位極人臣的前景便大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