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雖然強調重用讀書人，但因為軍務繁忙，除了在975 年（開寶八年）確立「殿試」制度外，他對科舉的發展和改進其實沒有很大建樹。太宗繼位後，將十國(902～979) 最後一個割據政權北漢(951～979) 消滅，打算進一步收復還在遼人手中的「燕雲十六州」，統一中國，於是更需要大批人才協助統治。此外，宋代立國時內有軍閥割據、外有契丹威脅，權力受到很大挑戰，故必須扶植一個親己的精英集團與之對抗，強化中央集權和提高君主威望，主張「賢治」的讀書人正適合這個需要。他們在五代軍閥擅權中久被忽視，無法與王權對抗，加上儒家一向提倡忠君愛國，新興的宋王朝乃利用科舉將其納入國家官僚機構內，以榮譽、權力和重酬來籠絡這些精英，鞏固統治。
求治心切的太宗，在即位後第一次舉行的科舉中，親自到大殿出題覆試，選拔了呂蒙正及以下一百零九人為進士；過兩天再覆試其他各科，賜二百零七人「及第」及一百八十四人為「出身」。當時宰相薛居正(912～981) 便說：「取人太多，用人太急。」太宗對這一榜的重視，可從其賞賜中窺見：賜新及第進士諸科各人綠袍、靴笏，御前「釋褐」（脫去布衣換穿官服）之禮，由此開始；又在皇家寺院「開寶寺」賜宴，皇帝親自作詩兩首相贈，開進士賜宴賜詩的慣例。事實上，跟前朝相比，太平興國二年這一榜是唐宋科舉史上的巨變，進士科人數激增，從此以後，朝廷賜予科舉的封號等級愈來愈高，制度更趨完備成熟。
「龍飛榜」是太宗延攬的第一批輔助國家統治的讀書人，日後自然必加大用，呂蒙正適逢其會高中狀元，從此官運亨通。宋代經科舉入仕升至宰相的人很多，但自太祖建隆(960～963) 至高宗紹興(1131～1162) 末年的八十四名狀元裡，只有呂蒙正、王曾、李迪、宋庠、何㮚(1089～1127) 及梁克家(1128～1187) 六人拜相， 而其中又只有呂蒙正曾三次入相。呂蒙正登第後八年已為參知政事， 後來只有「恩榜狀元」董德元(1096～1163) 一人可比；而呂蒙正任參政後五年再拜相，當時太宗即因其太年輕和升遷太快，於是借開國元勳趙普的威望為首相坐鎮，協助呂蒙正，這些均可見太宗對呂蒙正的重視與其升遷迅速的關係。
自太宗大力提倡科舉後，社會上有才能者都投身其中，希望藉此進身統治階層，一展抱負，奪取榮譽、特權和財富。發展下來，宋代特別多「衣冠盛事」，即父子、兄弟或家族多人得意於科場。著名的如陳省華(939～1006) 三個兒子陳堯叟、陳堯佐及陳堯咨(970～1034) 皆登進士第，而陳堯叟和陳堯咨更是狀元。父子狀元及第者有三家：張去華(938～1006)、張師德；梁顥(963～1004)、梁固(987～1019)；安德裕(940～1002)、安守亮，當時人們讚譽說：「狀元俱是狀元兒。」至於王珪一族，更為興盛，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年間十榜，都有人登科。這些衣冠世家，其崛起和發展均得力於科舉制度，而呂氏家族即為其表表者。呂蒙正登第後，除了自身得享功名富貴外，隨登第任官而來的各種特權和利益，使呂家發展成宋代的名門大族。假如呂蒙正沒有中狀元再拜相，呂龜祥等人的官位或只能維持族人的生活而已，怎能與位極人臣的呂蒙正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