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問：「怎麽逃？」那位朋友說：「從草原腹地走，要朝北跑，那里遊牧民族多，有蒙古人村落，蒙古人好心腸，會收留你的，他們正需要勞動力，住上兩三年再說。」他接著說：「我幫你去偷一匹馬，騎上它逃亡，越遠越好。」
翌日早上，那位朋友牽來一匹馬，對倪匡說：「你快跑吧，兄弟。」倪匡握著對方的手臂：「我跑了，你們怎麽辦？」「你別管那麽多了。記住，往北走。」幾十年後，倪匡仍珍藏著與那位朋友的一張合影。
倪匡騎著馬逃跑，他不辨方向，無法認路。這一去，何去何從，虛空無著，莫此為甚。多年後，他回憶當時的心情說：「我的一生，注定落魄，但決不會失魂。」
次日，倪匡發現一條火車軌道，循著鐵軌前行，來到一個不知名的小火車站。然後，他跳上一列載貨火車，又混上客車。到了一個稍大的車站，他發現竟然是黑龍江泰來縣車站——他原本要北上，逃到蒙古國，但此時才知道火車是南行的。他到候車室看地圖，找到自己所在的泰來，而後往南尋覓，白城、通遼、沈陽、遼陽、鞍山，手指在「鞍山」停住。哥哥倪亦方不就在鞍山鋼鐵廠任工程師嗎？他決定去投奔哥哥。一路往南，幾經周折，他找到了鞍山鋼鐵廠，找到了哥哥。
「如果不逃到香港，連繼續活下去的機會都沒有」
倪匡的父親倪純壯、母親王靜嫻，一九五零年都去了香港，父親在香港荷蘭好實洋行保險部當職員。他們七個兄弟姊妹中，有一半都留在中國。大哥倪亦方一九四九年考上燕京大學，與余英時是前後同學，為了完成學業，而且愛國情緒濃烈，不願與父母生活在懸掛英國旗的殖民地的香港。倪亦方大學畢業後到鞍鋼工作，因為技術問題與蘇聯專家發生分歧，遭批判，被免職。反右運動中又被劃為右派，再算上「反對蘇聯專家」的舊賬，打成「先行反革命」，送到勞改農場關押一年。文革中，作為「老運動員」，又被整得死去活來。文革結束後，倪亦方得以展開專業研究和發明，擁有多項專利技術，榮獲國家「五一」勞動獎章，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
倪匡來到哥哥家時，反右運動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哥哥讓倪匡住了一個多月，但無法為身為逃亡的公安幹警的弟弟報戶口。於是，倪匡決定：先去上海，再尋找機會偷渡到香港找父母。他勸哥哥與他一起逃亡，倪亦方卻斷然拒絕。兄弟兩人從此分道揚鑣。哥哥一生忠於共產黨，直到一九八一年，才被批准到香港探親，與家人相見，卻顯得比父親還要衰老，且疾病纏身。弟弟倪匡的反共立場十分堅定——倪匡曾寫下兩句口號：「愛國必須反共、反共才是愛國。」他認為中共完全違反了人類的歷史文明，「共產黨最可怕之處是要洗腦，控制別人的思想意志，人在共產黨的制度裡只會變成完全服從的機械」，「沒有一個中共黨員是無辜的」——當然也包括哥哥在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