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聽到別人說共產黨進步了，總會想起一個老笑話，話說一個食人部落的領袖，不服別人批評他殘忍野蠻，於是派了很多子弟到哈佛、劍橋留學，多年後，這些留學子弟都西裝筆挺的回來，人家問食人部落領袖現在怎樣了？ 他說我們好進步了，用餐刀吃人肉。 共產黨現在的所謂進步就是用餐刀吃人肉！」─倪匡
偌大的中國，沒有他的立錐之地
二○二○年四月十九日，八十五歲的倪匡大病未愈，卻打起精神來為新書寫序。他在序言的開頭引用了一則六十三年前的日記：「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由蛇頭安排，我離開澳門偷渡去香港，七月五日凌晨，終於到達，找到住在北角模範邨的父母，這一天，大雨如注。第一次食叉燒飯，一碗七毫子，雪白的飯，紅彤彤的叉燒，我看著，感動到流下淚來。」他感歎說：「都說往事如煙，然而這煙卻和一般煙大不相同。它糾纏在心頭，與你同生共死，誓不消散，你也就只好任它存在。」
一九五一年，十六歲的倪匡為了追尋烏托邦理想，輟學離家，隻身從上海北上蘇州，進入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受訓三個月，然後參加解放軍華東公安部隊成為基層軍官（當時公安部隊屬軍方管轄），參與過蘇南的土地改革和蘇北的治理淮河工程。在土改期間，他親眼目睹若干無辜的地主被槍決，一個軍官就可決定地主的生死，根本無須法院判決。他因為有文化，被安排寫執行實行的佈告，在寫「罪名」一欄時，軍官說：「地主！」他就問：「這個地主犯了什麼罪名？」軍官不耐煩地回答說：「你這是什麼立場？地主就是罪名，地主就當殺！」他戰戰兢兢地寫下「地主」兩個字，並旁觀殺人場面，「回來吃不下飯」。由此，他對暴力土改和共產革命產生了懷疑。
一九五五年，倪匡志願報名到內蒙保安沼機耕農場（即內蒙古自治區第四勞改管理大隊）工作，以為那裡天高皇帝遠，有更多自由。哪裡知道，在共產黨治下，全國上下嚴密如鐵桶一般，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更是執行極左政策。
在寂寞的生活中，倪匡飼養過四條兇狠的小狼狗，有一次，小狼狗咬傷前來視察的總隊書記。書記隨即拔出腰間手槍，砰砰砰砰，幾下震天槍聲，四隻小狼狗全被擊斃。倪匡也受到一番嚴厲責罵。
還有一次，冬天嚴寒，運煤車遲到，為了避免被凍死，倪匡和室友拆了一個小木橋的木頭當柴燒。此事被上綱上線變成政治事件。倪匡背上一大罪名：「破壞交通」就是「反革命罪行」。批評會、批判會、批鬥會，逐級升級。他只好唯唯諾諾，低頭彎腰，寫出幾萬字的檢討來交差——多年後，他說那是他創作的第一篇「作品」。
不久，倪匡被隔離在十里方圓沒人煙的一間小屋子里。農場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徹查他。五月初的一天，一名蒙古族朋友跑來告訴他：「情況不對勁，看來你有危險了。聽說要組一個法庭審判你。一旦特別成立法庭，那就不是死刑，也是二十年徒刑。」倪匡驚呆了：「那怎麽辦？」那位朋友說：「你趕快逃跑，遠離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