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社會對成年人只有一種想像，工作賺錢、累積財富、退休，但弱勢跟貧窮的人已經跟不上這個了……這些媽媽不只沒錢、工作不穩定、影響下一餐，時不時『為什麼要生那麼多』的指責也會讓他們更有壓力，也不明白：孩子已經生下來了、我也很盡責在照顧，為什麼還要責怪我？」
明明燃燒生命照顧孩子，為何總是被質疑不合格？儘管輿論總說「養不起就不要生」，近15年來深耕於堪稱「台北最貧窮」之萬華新安里的一群社工，看見的是家長們已經非常努力地想成為好媽媽、好爸爸，卻始終被現實壓垮──當一個單親媽媽照顧年幼孩子無法工作、沒錢就自己餓肚子滿足孩子，人們質疑她為何軟爛、為何讓孩子受苦，當一個單親爸爸忙著工作無法顧好孩子的教育、疲憊時對孩子發脾氣，人們依然質疑他為何軟爛、為何讓孩子受苦。
當一個家長的苦痛不被看見時，15年來「台灣社區實踐協會」的社工們始終陪伴在他們身邊，陪伴家長找工作、陪伴處理學校老師的衝突，也在社區牽起一條線、讓家長們互相分享生活的難。他們看見各種困境始終不放棄的，便是期待每個社區都能好好善待每個生命，建立起家長的港灣。
「到底怎麼做大家才滿意？」最貧困母親：原來我還要載他去學校，那我到底還能選什麼工作？
身為一個單親家長會被讚揚的時刻，或許就是苦撐多年後孩子成年了、考上好的大學了、功成名就了。然而此刻台灣有更多孩子還沒考上好大學的單親家長，他們的日常就是面臨指責，這點社工們15年來看過太多。
最常見指責之一，是當一個單親爸媽時間有限、只能在孩子與工作之間選一、卻也拚了命想把兩邊都顧好時，老闆跟學校老師都會說你做得不夠好，社工李柏祥說：「可能是老師或是其他人希望媽媽好好工作、同時把小孩顧好，疫情時期就更有這些狀況，當孩子要在家寫功課、線上上課、但狀況不穩定時，媽媽就會接收更多的『期待』……」
社工于芳懿舉例，當一個單親家長拚命找到一份工作、想給孩子好的生活時，總有家長在上班時間很難顧及孩子的學校生活，難以在工作時段顧及孩子有沒有去學校上課。當老師指責這些家長沒做好時，有單親媽媽的折衷方式是在上班前叫孩子起床、請孩子去學校，無奈結果依然是孩子繼續睡回去，這時媽媽又被老師打電話，「你這樣不行，你該親自送小孩去學校再上班。」
「或許老師跟學校期待這個單親家長的『功能』跟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一樣，上班時段是朝九晚五、爸爸媽媽有能力接送小孩上下學，但這會讓媽媽感到很大的壓力，媽媽會想：我到底怎麼做才會讓大家滿意呢？我以為供應孩子穩定上學就好，原來我還要載他去學校，這樣我到底還能選什麼工作？」于芳懿說。
「養不起就不要生」，于芳懿說學校不至於說出如此尖銳的話語，但尖銳的話語依然在，就在家庭裡。難以兼顧工作與孩子的單親媽媽投靠娘家或許是常態、或是請求金援或是請家人分擔顧孩子，但社工李柏祥說，協會接觸的家長確實就會被親戚指責「幹嘛結婚」、「幹嘛生那麼多」。
跟家人同住雖然有人可以幫忙照顧孩子、分擔一點壓力，痛苦當然也有，小孩難免吵鬧時總被認為是你給家人造成負擔，更棘手的狀況是某媽媽曾被親哥哥禁止用廚房、媽媽跟孩子就待在樓上不准去樓下煩，她明明住家裡卻無法自己煮食4個孩子的三餐、生活費始終壓不下來。
投靠家人並不是簡單的事。即便有單親媽媽的媽媽願意幫忙照顧孩子，于芳懿也看見某媽媽與阿媽之間的衝突，當阿媽給孩子吃米粥沒喝奶粉、一直跟女兒要照顧孩子的費用，女兒當然也不服，衝突不斷，「她身心狀況不穩會用很高壓的方式對待孩子，孩子進青春期反抗強度很強、關係變得更很緊繃……」
受傷的家長或許早已學會無視他人碎嘴，畢竟生活裡有太多事情急著先處理。李柏祥看見的單親爸爸困境之一是，他拚了命想照顧好孩子，做打石工不到50歲就有板機指、身體會不由自主地沒力氣跟顫抖，隨著年紀工作選項越來越有限、就算朋友介紹也只能做基本的掃地工作，爸爸開始習慣用酒瓶把挫折砸碎，在別人眼裡看來他就是個酗酒的家暴男，看不見他曾為孩子拚過命。
「他們的生命，時常消耗自己、成全別人。」社工潘育欣嘆，于芳懿補充，也有媽媽非常努力工作、在萬華某市場日復一日扛起沉重勞力，才50歲就膝蓋退化、不斷回診，那媽媽還惦記著老闆的恩情，始終忍著疼痛、不敢說自己身體早已不行。
也有家長始終無法順利工作，社工沈曜逸舉例，原本他安排一位媽媽去社福團體聯合成立之「大水溝二手市集」工作，那媽媽竟說：「不要笑我，我真的不會掃地耶。」沈曜逸當下不明白，問問才知道對方前一份清潔工作不斷被刁難地上有幾粒灰塵，這顯然是職場霸凌，但那印象深植在媽媽心裡，她真的以為自己不會掃地。
「很多就業是心理上的狀況、不只生理，是這些很小很小的東西堆疊起來讓他不工作……這些人很常被歸類為『沒有就業動機』，但這只是現階段我找不到他可以好好工作的職位是什麼……」沈曜逸說。
人們想像的人生歷程是工作賺錢、存錢退休，但李柏祥說，許多弱勢者早已追不上這樣的人生腳本。也因此，社工們的期待之一，是在社區建立每個人都可以持續工作的生活模式：「他不用一直賺大錢，但他可以一直賺一點錢照顧好自己與家人、一直到老都是有能力有自信的人……」
「太多人經濟一斷就有很大影響…」疫情海嘯橫掃脆弱單親：如果我確診，我的小孩要怎麼辦？
一個人養育孩子、無人分擔，單親家長的處境在平時本來就艱辛，在2020年COVID-19疫情進入台灣後就更是如此──學校隨時可能停課、怕自己染疫就無法照顧孩子、也怕孩子染疫，各種擔憂，制度上能幫到的卻極為有限。
例如工作。孩子去學校以後，單親家長理應可以去工作了、人們也期待他們有份穩定的工作，沈曜逸坦白說他自己也會這樣想，畢竟申請任何補助都要看求職紀錄、至少試著去找，否則「再不去工作就是死路一條了，我也找不到資源可以幫你了。」然而在疫情之下，有些家長沒有選擇，只能在家等死。
那是在2022年本土疫情全面爆發時的3、4月，一個單親媽媽帶著小學五年級的身心障礙孩子、失業好幾個月了，前一段婚姻還有兩個孩子已成年、媽媽無法申請低收入戶，因此沈曜逸當時拚命拜託媽媽去工作，未料媽媽回：「我沒有不想去工作，但如果我確診，我的小孩要怎麼辦？」
「那時政策還沒有舊例可以討論怎麼做，我們問了各種社福中心，社福也被考倒了──在他們觀念裡，如果家長染疫、小孩還沒染疫，那有親朋好友鄰居可以照顧，但如果他沒有親友，最方便的選擇就是跟小孩關一起。」于芳懿說，而沈曜逸嘆，就算可以關一起也不足緩解媽媽焦慮，那孩子是早產兒、肺部有狀況，後來媽媽也只能一直擔心逃避，直到自己終於染疫。
「我們本來有些人生進度表、通常是找工作，但這些人因為疫情被打亂，每一年確診數爆發都是4、5月，每次都在過完年剛要穩定的時候，連續3年這樣打斷，確實影響滿大的──尤其他們本來的生活就有各種意外，本來也往往沒有任何補助、沒低收，被打亂計畫，他經濟狀況就會整個陷入慘狀。」李柏祥說。
就算有心想找工作、聽社工介紹，沈曜逸近期曾介紹某媽媽網路業務工作、面試前要先用line參加線上說明會，沒想到媽媽沒去，一問才知：「她說她只有一台手機，那台手機是因為學校停課、要給小孩線上上課的。」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再怎麼想尖叫，他也明白求助不是那麼容易，太多意想不到的狀況。
這過程裡，社工們也深刻感悟到資訊也是一種「階級」。貧窮人的交友圈有限、資訊仰賴口耳相傳和line群組，儘管疫情走到2022年台灣已大量充斥輕症案例，媽媽們依然看到一個重症就嚇到、成天擔憂「很多孩子走了」，因為恐懼不敢去工作、不去工作又成天在家看重症訊息看到更焦慮，反覆惡性循環。
資訊匱乏也不會隨著確診而消除，沈曜逸近期就碰過一個媽媽身上只剩500元還要叫防疫計程車去急診、還想說要叫外送，社工們只好忙著教怎麼用健保預約上網視訊看診、趕快說社工會幫忙弄吃的；此外，于芳懿也碰過丈夫過世的、來自越南的單親媽媽，不只因為沒有身份證拿不到單親相關補助，孩子發燒時她也根本不知道怎麼回事，只能憑藉著跟鄰居關係好、有人主動關心，確診時不至於太辛苦，否則各地的物資關懷箱還要8、9天才能收到，都不知道怎麼辦了。
困境當然也在已有工作的單親家長身上，于芳懿說了更極端的狀況：「他為了繼續工作，有症狀寧死不快篩、就不用面對有沒有確診了，就算快篩陽性要不要做PCR又是另回事，不去做就不會確診、不確診就可以繼續工作──太多人經濟一斷就有很大影響，他們就會不想面對。」
疫情從2020年發展至今，曾有段期間是學校突然停課、全班隔離、家長也要跟著隔離，沈曜逸說當然會有家長擔心是否跟老闆請太多假；隨著2022年學校轉為視訊上課，有忙工作的家長把孩子交給夫家長輩照顧、孩子手機壞了一整個星期沒上課都沒被發現，即便有社區友善職場讓媽媽帶孩子一起去工作，孩子沒太多衣服可以穿、穿著學校體育服開視訊，那孩子就被同學當作怪人，為什麼大家都在家穿便服、你卻這樣呢？即便後期教育局開放到校上課政策，于芳懿說執行上依然有落差，有些學校就還是說不行，剩下的問題依然是家長要自己處理。
擔心一人倒全家倒而不敢去工作、擔心孩子無人照顧而隱瞞確診、有工作的家長難以因應孩子在家上課各種突發狀況，更不用說他們是難以符合低收入戶資格的貧窮人，遠距上課的網路與手機、染疫後該吃些什麼、沒有信用卡能叫外送也沒廚房煮飯都是問題──COVID-19疫情邁入第三個年頭，社工看見的，正是社會最脆弱的一角破碎得更徹底。
「如果他們能有個好好整頓自己的地方，他們會更有能量去找工作、好好照顧孩子…」
這些困境顯然不是什麼「為母則強」、什麼愛就可以跨越，能支撐起愛的，或許社區也要替家長建立力量。「台灣社區實踐協會」成立以來先是讓孩子下課有地方待，讓需要工作的大人可以安心工作、全職照顧孩子的大人也有空間休息，這樣生活在一起，也細膩地一起找出大家能一起做什麼，不斷累積小小而珍貴的改變，看似平凡的「共餐」就是其中一個。
協會曾有一周兩次共餐，原先讓孩子練習開菜單跟自煮，社工李柏祥說：「我們發現滿多孩子是會煮的，他會慢慢自豪說家裡媽媽煮什麼好吃、他會煮什麼，也可以對一些原本家裡吃不到的食物更熟悉。」于芳懿也看見：「大家會期待一起吃飯的感覺，有時候孩子跟家人有些疏遠、有爭執、或單純父母忙，但在這裡，大家可以一起感受到被支持、被關懷、跟一家人一樣……」
共餐也給了單親媽媽力量，社工馬明毅分享，社區有位媽媽身體狀況不好、長期無法出去工作、但她也想試著做什麼，雖然這媽媽原本不喜歡煮飯，但在據點煮飯工作機會，不同的孩子回應又許願，到後來自己的孩子也看見媽媽的改變：「她現在會覺得煮飯是她最快樂的時間，煮飯小孩不會來騷擾她，煮完看小孩吃完她還有一兩個小時休息空間──小孩看到這樣樂在其中的媽媽也會說，媽媽以前因為身心狀態睡不著，現在常常研究食譜累到睡著。」
隨著2020年開始的疫情衝擊，社會局擔憂群聚感染，共餐一斷再斷、甚至連據點都停止開放超過一個月，這樣斷斷續續的在社工看來也是一大隱憂，于芳懿很希望政府能理解人與人的連結重要性：「我們孩子不能一個月都不接，已經有各種前例證實一個月不接的話孩子會變什麼狀態、我們要花更多力氣拉回來……我們現在把共餐改成便當、讓孩子帶走吃，但對大家來說一起吃飯的感覺是不一樣的，雖然也無法明確說這就是『人跟人疏離』，但拿回家各吃各的，可能就是以前那個樣子。」
疫情奪走了許多，原本有身心狀況的孩子可以在爬山運動練習挑戰自己、有孩子主動提出要辦的攝影課、中秋節火鍋聚會，原本這些契機都可以讓互不理解的孩子與爸媽有機會對話，現在都被奪走了。雖然如此，社工們依然好好陪在家長身邊，陪著他們一起面對各種生活考驗。
例如一名育有4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好不容易撐到4個孩子都上學了、可以找工作了，仍有孩子出現拒學狀況，社工就替媽媽與老師溝通，而媽媽一點點從社區零工做起，她開始思考回去過去擅長的美容理髮，也在2021年成功租屋搬離娘家。好幾個媽媽慢慢改變，李柏祥說社工們在這過程都有不同的角色，例如有人負責安定經濟與貧困狀況、其他社工可能就是負責就業媒合。
沈曜逸則分享，2021年三級警戒期間有一名本來就是「類單親」的媽媽受到家暴，社工就替她聯繫家防中心、申請租屋補助、終於脫離夫家，也介紹一份影印店工作讓她能應付上漲的開銷──但社工做的當然不只如此，當他們發現這媽媽願意分享一點心情，就鼓勵她說出來、參加演講或上podcast，搬家的過程也一起，「我也會陪她去討論對『家』的想像是什麼，她會說沒有想像、以前也住安置的地方，但透過搬家練習，我們就去推動她對家有什麼想像，什麼東西放哪、要增添什麼，她的狀況也慢慢有些發展。」
生活穩定後，那媽媽也開始自創臉書粉絲專頁、手繪、把自己的插畫做成徽章，沈曜逸看到的最大改變不是物質，而是心境：「她本來都沒有餘裕做這些，但她慢慢開始嘗試自主，產生很多以前沒有的想像。」
原先沒有空間期待未來的人能對未來產生多少想像，社工們說這終究要透過陪伴才能知道，是透過陪伴才知道有單親媽媽想開小吃店、有媽媽可能適合陪伴貓狗的工作，陪伴的過程空間隨之產生。對於未來，社工潘育欣說協會也將發展一個屬於媽媽的空間，雖然本來媽媽們就會在據點門口交流、交了朋友甚至也會在有人確診時互相幫忙，有了經費就可以更有專屬媽媽的空間，一如社工馬明毅說的，難得有專屬媽媽的按摩整骨活動時，那媽媽好開心：「第一次來這裡是我的事，不然之前都是為了孩子。」
「如果他們能有個好好整頓自己的地方，他們會更有能量去找工作、好好照顧孩子。」誰都希望孩子能有好的爸爸媽媽，而「台灣社區實踐協會」15年來的努力，就是照顧好各種辛苦的爸爸媽媽。先被照顧好，大家才會好。
陪伴更多孩子安心長大，請參考「台灣社區實踐協會」臉書粉絲專頁、捐款支持「陪伴邊緣媽媽－南萬華的心安港灣」募資計畫（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