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述2017年勞工保險局的新聞，不知有意無意，僅揭露了「職業病(異常溫度)」中的「傷病給付」與「死亡給付」兩項數字。對「職業傷害(與高溫、低溫之接觸)」的數據隻字未提。筆者整理歷年統計數字後發現，職業傷害(與高溫、低溫之接觸)的傷病給付每年平均高達1277人，縱扣除某些可能因職業性質而有「高氣溫戶外作業」／「高溫作業」／「低溫作業」之區隔，如占比最大宗的「住宿餐飲」(約占近50%)，其餘仍為高氣溫戶外作業與高溫作業的加總，分別為製造、營造、運輸等不同行業。即使以50%進行粗估計算，近十年每年因熱傷害導致的職業傷害傷病給付亦超過六百人，死亡給付總計超過26人，可謂是怵目驚心，極為嚴重。
雖然勞動部會拿現在已有《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的第324之6條作為依據，說若勞工從事戶外作業，雇主須提供陰涼之休息場所、提供適當之飲料或食鹽水、調整作業時間等。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重點向來都不在於這種事後開罰，而是有無進行具體檢查（何況開罰金額對企業來說充其量只是小菜一碟，無法起有效警示與改善作用）。
進一步而言，關鍵應在於如何作好事前預防，或者給予應有且適當的津貼補償（降低戶外工作者消暑、降溫成本）及休息指引規範(以科學統計分析為基礎，將其具體執行入法)，亦有學者對此表示，制訂高溫假或發放高溫津貼都可以討論，不過前提是必須先以科學數據分析，台灣高溫的天數近年是否明顯增加，另外高溫的標準也需要明確定義。
參酌各國面對全球異常氣候的勞動權益，香港勞聯主席、立法會議員建議將因為炎熱工作環境導致的「熱疾病」及「中暑」納入《僱傭補償條例》的可補償職業病，而且將現行的《預防工作時中暑的風險評估》訂為法定風險評估；西班牙各工會要求歐盟執行委員會為戶外工作的僱員實施高溫限制，如今有少數歐盟會員國有立法限制高溫下的工作時數；縱使政府最愛拿來相提並論的中國大陸，其雖未在中央立法層次作出統一標準，但各地接連因地制宜、以行政命令階層訂立類似「高溫天氣勞動保護辦法」等規範，以不同溫度區分界定工作時間、換班流程、是否發放高溫津貼及是否停工等，盡其所能的給予戶外工作者具體保障。
反觀台灣，勞動部長許銘春早在2018年便曾表示，將研究是否制訂高溫假，但事後卻又改口稱因為歧見過大、暫不處理，僅製作高溫預警APP供民眾自行查閱，
三十多年前，傳奇歌手張雨生的那首《我的未來不是夢》，不知勞動部主政者可曾聽過？「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陽下低頭，流著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
無論多少年過去，戶外工作者永遠流著汗水辛苦工作，勞動部官員切莫繼續坐等民間企業的善意並「樂見其成」，而應起而行之，縱有資方壓力反映成本考量，亦應擔負應有的政治責任，認真參酌各國進步立法或行政措施，將權益落實在每位樸實偉大的勞動者身上，讓最基層的戶外工作者擁有尊嚴和健康，是主政者無可推卸之責任。
＊作者為執業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