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想說的是，這件事情從開始到現在，至少是現在這個當下，我未曾感受司法帶給我的正義或溫暖⋯（除了還保留給我和委任律師反覆申訴和釋憲的途徑），甚至就算我決定要繼續下去，也要承擔已知家人和未知家人的感受。」—本案當事人
3月25日，憲法法庭公布了一份受理案件(112年度憲民字第384號)，案由是「為告訴妨害性自主案件，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聲判字第37號刑事裁定，及所適用之刑法第80條及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規定，有違憲疑義，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本案概述，主要是關於發生在民國94年，刑法修正前的妨害性自主追訴權時效問題，這導致非常多被害者（尤以當年兒少居多）長大後無法追訴，造成人生困境與遺憾，永遠在那種心境輪迴中無法逃離。近幾年許多案件即是如此，近年如高雄體操選手案，台中房思琪案等皆然。(依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刑法刑法第80條規定，被告所涉加重強制性交罪嫌（最重本刑為無期徒刑）、強制猥褻罪嫌（最重本刑為10年）之追訴權時效期間則均為20年)
性侵犯罪 長年夢魘
客觀來看，妨害性自主之相關犯罪(猥褻、性侵)是特殊的犯罪類型，其所造成的被害者心中傷痛與恐懼，會在時隔多年之後仍然深深影響著被害者。且對幼童時期遭受妨害性自主侵害者而言，其認識到自己受侵害事實時，可能已離犯罪事實發生時十餘年後，其尚需有多方資訊、知識、資源、能力等多方配合下，才有可能挺身而出提告，但卻因為特別在幼童時期受害，待其意識、知悉到自己遭不法侵害之際，已然過去十餘年，當下亦為年少且剛上大專院校亦或是出社會的新鮮人，根本無暇他顧，僅能在內心不斷經受著長年夢魘與創傷後遺症。
在這些被害者當中，縱非以極端值0-1歲舉例，僅以正常情況下，可能遭妨害性自主之年紀如3-4歲之幼童而言，因事發時年紀尚小，對受侵害之情狀、經過、時間、次數等情節難以具體陳述表達，隨著社會化、受教育過程一路成長，直至求學階段如大專院校畢業，出社會之際，所受之社會常識、性知識、維權知識等逐漸健全，仍需面對社會質疑甚至異樣眼光，待其終於鼓起勇氣提出告訴，其追訴期時效已然屆至或超過，自此申冤無門。
筆者於聲請書中舉例：某甲為民國88年1月生，民國91年1月年遭年長親屬妨害性自主(違反刑法第222條，依當時追訴權規定為20年)，時至民國106年9月，某甲升高二時，在相關健康及法治教育接觸了解下，方回憶並理解到自己於民國91年時所發生之受侵害事。然而此時某甲年僅17歲，面臨高中職升學壓力，亦不知如何勇於向外求援協助，後再經升學考試、大學就讀數年後，某甲的身心發展較臻健全成熟，亦在友人協助建議下勇於報案，然該案卻已於民國111年1月追訴期屆至。某甲求助無門。於本設例中，某甲知悉自己遭侵害時，距離追訴期屆滿僅餘4年多，如此不啻強迫受侵害者需在自己仍為一未成年人、甫知悉自己曾受侵害事實時，迅即明快決斷作出抉擇，此豈刑法之所由設、保障良善之意？又豈符合現代法治國家保障基本人權之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