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略說幾句關於20世紀上半葉人文學術研究在中國的發展情況，因為這是1949年以後台灣在這一方面占絕對優勢的歷史背景。1895年台灣割讓之後，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忽然發生了一次大躍動。由於甲骨、金文、漢晉簡牘、敦煌文書與新史料大量發現，中國歷史從古代殷、周到中古漢、唐，都必須重新展開研究。當時全世界漢學家都熱烈地參加了這一學術新潮，而中國學者則在這一方面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如王國維便是早期的一個顯例。接著「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構成中國人文研究的主流。從20年代到40年代，這一研究領域在中國異常活躍，出產了豐富的學術成果。今天大陸上出版的「國學大師」系列，都是在這2、30年中出現的人物。今天回顧起來，2、30年代中國人文研究可以說是居於領先世界的地位。當年胡適和陳垣曾討論到如何將「漢學中心」從巴黎和日本京都搬到北平。這並不是無根據的狂妄、自大，試看20世紀下半葉的日本與西方漢學發展的情況，便立刻可以發現陳垣、胡適、陳寅恪、湯用彤、錢穆、馮友蘭、顧頡剛、李濟、董作賓……這些大師的著作在國際上發生了多大的影響。1949年以後，許多著名的國際漢學作品往往是建立在他們所奠定的基礎之上。姑舉一例，以概其餘。荷蘭的許理和（Eric Zürcher, 1928-2008）在1959年出版了一部經典之作《佛教征服中國》（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寫的是漢至南北朝的佛教史。許理和在序言中感謝2位遠東的前輩，都是未見過面的，首先是中國的湯用彤，其次則是日本的塚本善隆。事實上，塚本的研究以北魏為主，湯用彤則完成了漢至南北朝的全部佛教史。所以湯用彤的整體結構對許理和更具參考價值。我們細細比讀二書，便可知其詳。日本漢學界對上述諸大師的研究，也一直在密切注視和跟蹤中，稍稍熟悉20世紀中葉以降日本漢學的人大概都很清楚，不必詳述了。所以在抗戰前後幾十年中，中國人文學術與思想一直處於上升期，「漢學中心」已在不知不覺中轉移到中國來了。
「五四」以後，中國學人學習和吸收西方人文社會學術也從「登堂」躍進到「入室」的地步。自從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用以派遣留學生，直接入美國大學之後，不少中國青年受到嚴格的專業訓練，對於西方文、史、哲及社會科學都能深造自得。其中有些最傑出的且能著書立說，與西方學人並驅爭先。所以「五四」以後「西學」的水平在中國一天高於一天，遠非以前嚴復、梁啟超、王國維時代所能夢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