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家長並非杞人憂天、而是深知孩子長大後將面臨怎樣的勞動市場，但諷刺地，家長自己也在面臨勞動市場的激烈競爭，洪惠芬說：「我要做個好父母，但老闆對我的期待也不低，最好是有需要就24小時隨叫隨到──人一天只有24小時、只有一個肉身，我要怎麼把兩者都做好呢？」
這般狀況下，雙薪家庭尚有空間協調照顧人力，單親爸爸或許也會專注於工作、照顧責任外包給阿媽或褓姆，但在文化氛圍影響下，單親媽媽無法這樣：「她們還是相信密集母職，是以孩子為重的人生計畫，我問過一位媽媽就說，『我現在對自己沒什麼想法，只希望趕快把孩子養大』……」
於是有單親媽媽為了配合孩子作息選擇在便利商店打工、各處打工，洪惠芬說：「這結果就是窮啊，而且不只現在窮、未來也會窮，因為她無法參與年金制度。」即便單親家庭或許比較可能抽到公托，但公立幼稚園只開到4點就要接小孩，要找怎樣的工作呢？
就算專注於工作，洪惠芬也碰過育有3子的單親媽媽在超市做正職，如果3歲老夭生病，忙碌的媽媽會讓已上國中的老大與老二請假回家帶老夭，但這樣也不行，媽媽會不斷被老師抱怨怎麼能讓小孩請假顧小孩，「而媽媽就會問，難道你希望我把工作辭掉嗎？那錢哪裡來？」
「吳若妤殺子的悲劇，反應當代社會作為照顧者承受如此高的照顧期待、但整個社會給予的支持少得可憐，多數照顧者必須以燃燒生命的方式照亮被照顧者，跟長照殺人是同類型悲劇。」洪惠芬說。
台灣女人連線理事長林綠紅嘆，雖然吳若妤案會讓人思考社福體系有什麼可以幫忙的，但想想就知道，光是育兒在台灣就是很困難的事──吳若妤雖然抽到公立幼稚園，但4點就要接小孩、還以有寒暑假，即便是雙親家庭都要配合孩子不在學校的照顧，在沒有人可以輪替接手的狀況，只要一次腸病毒疫情、媽媽的特休就全部梭哈，即便上了小學也還有「半天課」，於是吳若妤只能配合孩子作息、選擇極為有限的工作、過著又窮又緊張的生活。
「不是給錢就可以解決問題、不是促進她工作就能解決，很多人是想工作但社會不給他機會，我們就錯過好多可以救她孩子的機會……如果更早時間點她能被接起來，我們是否更有機會能拉她一把？」事實上無論脆弱家庭、特殊境遇家庭、中低收入戶、自殺防治等社福制度都無法接住吳若妤，而林綠紅最後的提問，也點出社會安全網層層交織下依然清晰的、讓人墜落的大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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