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任（2009-2016）氣候變遷大使及首席談判官Todd Stern在最近的演講中指出，今年將是「全球能否遏止氣候變遷的關鍵年」。那麼台灣究應如何面對呢？
今年夏天，台灣多地再傳出破百年高溫紀錄，而值此之際，中央研究院廖俊智院長也提出了「碳中性、減碳社會的呼籲」並提出許多短中長期的建議，其中最發人深省的部分，應是所提及的「目前大眾普遍對於「碳」無感。因此，最重要的，是在短期需強化社會「減碳」的意願…。」（註1）這個呼籲，對於銜接我國已經初步能在2020 年達標的「國家適當減碳行動方案」（National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NAMAs）後的深度減碳努力，以及評估如何接續氣候公約所通過生效之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來實踐我國嘗提出的預定減碳貢獻（Intended 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INDC），有其關鍵意義。
其實，自巴黎協定生效以來，台灣以2015年通過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與之相映，受到歐美先進國家很大的肯定，也提出了國家預定減碳貢獻，而今，剛剛落幕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 第48屆附屬構工作會議（48th Subordinary Body; SB48）為了完成《規則書》（Rule Book）的最終草案，已將會議展延至9月，而對於全球因應氣候變遷的未來而言，這個相當於我國法制之施行細則的《規則書》，將具體描繪出巴黎協定的遵約架構。
許多人或許說，看看美國總統川普的現況，減碳不用急。然則，依據美國環保署的最新統計，及其在2017年受到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高度肯定的減碳成就已顯示（註2），在歐盟主張的道德主義減碳之外，可以藉由自下而上（Bottom Up）及民間自發投入的空間，透過市場導向的再生能源發展，讓美國成為減碳與經濟兼顧的典範。或許正因這種跳脫單純政府主導效益之可期，氣候公約自去年開始規劃，而於今年正式啟動的「塔拉諾拉對話」（Talanoa Dialogue），正在用以補足落實協定所需各方溝通之所需，來追求最大共識。至於在現階段被於各方認為落實巴黎協定的關鍵措施，應在於如何解決追求去化燃料願景的燃煤處置、加速再生能源發展以及大幅提升能吸附或抵銷排碳之負排碳技術（negative emission technology）的佈局，而透過「塔拉諾拉對話」機制所設計的三大問題：我們身處何處？（Where we are?）欲往何去？（Where do we want to go?）如何而能達到目的？（How do we get there?）則是讓大家凝聚智慧與共識的核心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