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已是下午五點左右,暮色從四圍悄悄湧上來,淹沒了淡水河兩岸。越野車開進我落腳的臺北市萬華區一個老舊的眷村。用谷歌搜索,發現馬場町竟只有一箭之遙——就在青年公園南邊的新店溪畔。
所有的亡靈都需要尊重
說起馬場町,不能不提到一段插曲。這插曲,當事人徐宗懋在2005年11月的《亞洲週刊》上有過鋪陳:
1999年,我為了編輯《二十世紀臺灣》畫冊,在許多單位的檔案室搜尋有價值的歷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過去很有影響力的報社的相片櫃底部找到一袋沾滿灰塵的照片。打開袋子,赫然看見一批血淋淋的槍殺照片,發佈單位是「軍事新聞社」,發佈時間是1950年。這些照片是「國防部」發往特定新聞單位,以便刊在報紙上作為警示之用,或許畫面過於血腥,絕大部分均未曾公佈。後來我向該報購買了這批珍貴的照片,還不確定能否以某種形式向外公開。
2000年,我向臺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給她看,最後決定以文化局的名義在二二八紀念館的地下展廳舉行特展。這是一項極為勇敢的決定。臺灣社會還沒有成熟到能客觀看待不同政治顏色的獻身者的程度,在長達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後,把共產黨員以正面形象展示出來,無論其中強調何種人權或人道思想,結果都不可能是風平浪靜的。
徐宗懋憂心忡忡;作為決策者的龍應台,其時也不平靜。她後來追憶:
我記得那個中午,是午休時間,徐宗懋把照片在我桌上攤開,陽光剛好穿過百葉窗照進來,一條一條印在照片上,白花花一片。有好幾張照片,是執刑者對著被槍斃者的正面近距離拍的,當作死刑完成的證據。死者的眼睛呆滯而突出,對著鏡頭。
我看看玻璃窗外,對面摩天大樓建到一半,吊車在空中滑動,工人,螞蟻一般細小,在升降機裡揮手。遠處傳來消防車的呼嘯聲,由遠而近,由近而遠。這些50年前因為政治信仰而被槍斃的人可知道,世界最高的樓,即將出現在這個繁華的城市裡?他們的犧牲,值不值,用什麼標準來量?誰又有資格來說?
徐宗懋完全清楚我的處境:這黑白照片裡的,都是被國民黨政權所虐殺的人。現在,2000年,是民進黨執政的時代。辦這個展覽,很可能為我招來兩批人馬的攻訐。那衛護國民黨的,會認為這是用過去醜惡的歷史來打擊已經失去政權的國民黨。那支持民進黨的,會認為我在為中國共產黨辯護,更可能認為,我故意強調「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殺之眾多,來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國民黨殺害「本省人」的相對罪責。
不能不佩服龍應台的勇氣和決斷。儘管她預見到會有政治風暴,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馬場町——戰爭、人權、和平的省思》特展還是如期揭幕。用徐宗懋的話說,特展的最大特點,是「打破禁忌,客觀陳述了上世紀50年代初國民黨政權在臺北馬場町刑場大肆槍殺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的歷史。」政治風暴如期而至,但其實也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可怕,沒有查辦,沒有撤職,沒有迫害。最多無非一些報章口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