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台南市兩名員警因輯兇殉職，造成社會譁然，社會大衆將原兇紛紛指向廢死團體，和法官對死刑的過渡怠惰。然事實上死刑真能扼止犯罪或降低犯罪率？我們不妨從較理性方面提出探討，雖然這部份很難。
事實上台灣社會仍是個「民粹」社會，相信應該不太有人反對。就民粹而言，基本上「民粹」是個被污名化政治辭彙。世人討厭民粹是原於納粹德國，才遭致污名化的。民粹原於前沙俄時期，意思是平民政治，用以對抗權貴政治，所以民粹本意是極其中性，甚至是民意代名詞。然而我們知道，「任何醜惡的事都可以找到一個華麗名詞做為掩飾」。所以「外包民意」，「人民意志」，「主流民意」，都可以借由筆端潤飾出所想要的，只要誰有資源，誰就能獲得操控或引導社會風向，進而讓整個社會多數人忽略問題本質。例如「思覺失調」症者殺警案判決，台灣做為一個不太喜歡思考的社會，廢除死刑又再一次被拿出來鞭笞。
事實上台灣社會對死刑或廢除死刑認識是薄弱的，我想連大部份支持死刑的人都不了解死刑存在根據是什麼，更何況是廢除死刑的依據理由。
這裡我並不想說服誰，只希望兩造支持者可以平心靜氣好好思考一下，意氣之爭或污名化對方，於事無補。甚至我們不能只看到旗幟就忘了思考，這是更等而下之的「平庸的邪惡」。
死刑爭議，死刑存廢爭議從十八世紀，迄今兩百多年。1780年起，普魯士及奧地利都曾廢止死刑。隨着人權概念普及，及對各國對死刑深入研究后，引起人們不斷對死刑反省與思考。如知名共產主義學者馬克思也都是堅強的死刑反對者，他說：“曆史和統計科學非常清楚地證明，……最殘暴的殺人行為都是在處死罪犯之后立即發生的。被奉為基石的貝卡利亞的一個觀點是：“懲罰殺人的法律……自身實施了殺人”。反對死刑的法學家們認為死刑是“合法化謀殺”這一觀點：“如果屠殺是一項罪行，而且在社會的眼中是不道德的，那么，國家屠殺其公民也同樣是野蠻的，兩次錯誤并不能形成一次正確的行為。而中國的香港，澳門實際已是廢除死刑，死刑存在正當性，正遭到嚴峻的質疑。
首先我們來看──
死刑的存置合理性概述
死刑已經存在數千年，以前法律只是帝王御民工具，無需什么論證，死刑也是一樣，反正殺人者死，天公地道，存在即合理。而這種觀念也吻合多數人的觀念，宗教式的報應理念。迄至200多年前，才有法學者反思和對死刑深入研究其正當性，因此才有死刑廢除論產生。死刑存置論者認為，刑法越嚴厲，對於可能犯罪的人，威懾性就越大，有理性的人就越害怕。而沒有任何一種刑法比死刑威脅力更大。刑法根本就是從根本上清除一個人，抹掉一個人在社會上的一切。從刑法中，沒有任何一項刑法比剝奪一個人的生命更恐怖了。此外，報應觀念是世人一種通俗的倫理觀念，對於以殘忍手法殺害無辜生命的人，理應受到相同的待遇，死刑是最為公平的懲罰，否則沒有死刑，等同意味着同情加害者的生命，那么被害者的生命是否意味着比加害者更不重要呢？對於死刑，康德有這樣說法，犯罪者和刑法應持等量關系，死刑意味那些加害者要負出和被無辜殺害的人，相同等價的懲罰。黑格爾在死刑的觀念里，他不認同康德的犯罪與刑法的等同念觀，因為如此一來，就會產生荒繆的【同態復仇】。等價觀念在於等同性質代替，但沒有一種生命是比生命來得更寶貴的【即無法產生等同代價做為代替】。而刑法不能僅緊存在一種的價值之中，生命是無價之寶，對於殺害他人的人，只能用於剝奪殺害者的生命。黑格爾的報應說，提供死刑的合理性，并讓死刑存置論者，奉為圭石。考夫考曼則從社會學角度思索死刑存置意義，考夫考曼說刑是對整個生命實體的抹殺，他是一種不能恢復的刑罰，當在維護國家整體秩序任務履行上，是不可缺的任務上，則死刑是可以執行的。考夫考曼的觀念羅法加絡相互呼應，羅法加絡主張，當個體危害到整體社會運作秩序和利益時，個體做為社會有機體的一份子，如果他成為危害社會泉源時，他就不再享有成為社會一份子的權利。但做為死刑支持者的羅加法絡認為，不是所有殺人犯都適用於死刑，對於精神病犯是應排除的，死刑只能用於利己動機就易於對他人生命進行謀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