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該方案最終遭到美國務院的否決。司徒雷登於8月2日離開南京返美，中美密談也由此無果而終。8月8日，毛澤東寫了那篇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
後來擔任過中國外長的黃華在其回憶錄中提及周恩來當年透露過的一個細節：司徒雷登曾通過民主黨派人士向中共轉達過以下口信，說如果新政權願在美蘇之間採取中間立場，不完全倒向莫斯科，美方願一次性給予新中國50億美元的貸款，以幫助其恢復經濟。
這一切最後當然都未發生，但如果相比1950年中蘇結盟之初蘇聯對華提供的援助貸款僅為3億，以及後來中蘇關係破裂和中美恢復邦交的歷史轉折，有學者也提出，中共當時作出的所謂「一邊倒」的外交決策是否是最佳選擇？
而今天的平壤政權也站在類似的十字路口：一邊是「同志加兄弟」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另一邊是國際頭號強權的「宿敵」美國。和中國同志的關係曾出現過一段時間的暗中緊張與不和諧，最近才有了明顯的緩和與改善；與美國的關係自韓戰以來長期敵對，最近雙方才釋放出積極的信號，「獅城峰會」算是達到了一個小高潮。
作歷史比較，很難找出兩個完全匹配的案例。但這不等於歷史事件彼此沒有任何可比性。相反，我們往往能從「今天」中能找到不少「昨天」的影子。
就自身地位及所處的國際環境而言，1949年的中共與2018年的朝鮮既有諸多非常不同的地方，也有若干類似之處：譬如，朝鮮目前只占半島的一半，中共當年也才奪得半壁江山；不同的是，中共尚處內戰之中，並未建國，而朝鮮作為國體已存在70年。
從態勢上看，中共當時在內戰中已開始從「防守」和「相持」階段轉為摧枯拉朽的反攻階段，「百萬雄師」渡過長江，南京被攻克，最終勝利幾成定局；國際上，背後有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作後盾，對西方的大門也並未完全關閉。再看今日之朝鮮：在內閉關自守，家族統治；在外非常孤立，外交餘地較小；常年推行「先軍政治」導致民窮財盡，國勢趨下。
另一個雷同之處是，對當年的中共和眼下的朝鮮而言，美方的援助表示事實上也給兩者提供了能夠「少一個敵人」的機遇。但不同的是，1）華盛頓當年所展示的「善意」是對勝券在握的中共的某種承認和期許，以及對國民黨腐敗政府的失望和厭惡；2）對平壤則是川普用來對付中國的一張牌和向國內民眾展示其手腕的舉動。
從國際環境看，兩者亦有類似之處：無論是當年的中共還是今天的朝鮮，背後都有一個比較強大和堅定的支持者（蘇聯挺中國，中國挺朝鮮），而這兩個後盾對受援者（當年的中共和今日之朝鮮）的戰略訴求雷同，即，讓其成為自己與戰略對手（美國）之間的一個緩衝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