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6年3月28日發生小燈泡事件，政府一再的承諾要把社會安全網做好，但至今2022年8月又發生台南殺警案，6年了都沒有有效的政策。在監獄行刑法第1條觀之為達監獄行刑矯治處遇之目的，促使受刑人改悔向上，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之能力，特制定本法，可以看出還是延續「矯治處遇」的政策，要一個人從小到大成長過程中變壞了，再經過一連串的刑事司法體系，要把壞人變成好人，在社會事件的觀點來看是「錯誤的期待」。美國犯罪學者學者巴特拉(Bartollas,Clemens)於 1985 年提出犯罪處遇三大模式，即應報懲罰模式(Punishment Model)、矯治模式(Rehabilitation Model)與正義模式(Justice Model)，並宣稱此三種模式恰似搖擺的鐘錘(The Swing of Pendulum)，隨著刑事政策之思潮與時代之需求，而互相更迭交替。例如：犯罪思潮左偏，意味著矯治處遇模式之來臨，犯罪思潮右偏，則表示應報懲罰模式的來臨，而犯罪思潮居中，則強調公平正義模式(林茂榮、楊士隆，2002；林健陽，1999)如下圖。
除了監獄行刑法第1條，還在延續「矯治處遇」，是19世紀的產物，矯治處遇的產物還有第3條原則在監獄裡關，例外在監獄外也算刑期、第29、30條犯人外出及參加活動、第31條第4項犯人監外作業、第115條假釋制度等，民國35年制定完成監獄行刑法，經過76年，我們還在矯治處遇，在實證模式下運作，把收容人當成病人，監獄要負起醫療的功能，把收容人的偏差行為施以矯正治療，提倡教育刑，但查詢法務部統計資料監獄假釋出獄受刑人核准撤銷假釋原因，其中毒品和公共危險罪再犯比例較高，沒有採用110年以後的資料因為疫情，造成資料扭曲，為了因應疫情法院延後開庭、延後執行，意外紓緩了一點監獄擁擠。
1974 年美國學者馬丁森（Robert Martinson）發現：「除少數或獨特的案例外，矯治的努力對於再犯的降低並無顯著的成效。」而提出矯治「無效論」（Nothing Works），對於矯治的批判，認為矯治模式在理論上及實務上存在巨大缺陷，犯人不是病人，不易改變其反社會性；矯治模式根本行不通，機構的強制性及戒護管理，形成偽善；矯治處遇無法獲得實證研究的證實；矯治模式本身造成實務工作的困境。目前的矯治模式建議走向正義模式，強調刑罰以實現公平正義，使犯人罪人為其犯行付出相同代價，倡導定期刑，主張廢除假釋、縮短刑期等不定期刑制度，認為監獄是刑罰的場所而非矯治的場所。
